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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民調查
□陳桂棣 春 桃
陳桂棣：男，國家一級作家，在本刊發過報告文學《淮河的警告》、《悲劇的誕生》等作品，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春桃：女，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在本刊發過《失憶的龍河口》及《民間包公》等作品，曾獲《當代》文學獎。
二人均供職於合肥市文聯。
引言 在現實與目標的夾縫中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十三億人口就有九億農民，可是，很久以來，農民在農村中的生存狀況究竟如何，絕大多數城市人並不清楚。只依稀記得，上個世紀末那場讓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的偉大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自從農村實行了以「大包幹」為標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上連連獲得大豐收，很快就出現了 「賣糧難」而且冒出了許許多多「萬元戶」。一時間，中國的農民好像已經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後不久，隨著城市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就很少聽到有關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消息了。不過，稍後就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了曾視為生命的土地，遠離了曾經日夜廝守的村落和熟悉的農事，寧可忍受寂寞､屈辱和歧視，也要湧進各地城市，於是，數以百計的中國農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為上個世紀最後十多年的一道奇異的風景。
這些年因為致力於報告文學的寫作，我們有機會經常深入各地農村，同時，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常聽他們聊一些農村裡的事。我們發現，原先留存在我們影響中的那一幅幅鄉間風俗畫，不過都是遙遠而虛幻的田園牧歌，或者說，是過慣了城市浮躁生活的城裡人對鄉間的一種嚮往。而現實生活中的農村並非如此，或者說，農民眼中的農村並非如此，他們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他們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為了瞭解淮河污染的事，我們曾路過安徽淮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裡的許多農民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有一家，全家人竟然用賣菜得來的五元錢就過了一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有位農民掰著指頭給我們算了一筆帳，他說刨去種子､化肥､灌溉､用機械種收和這稅那費，假如小麥畝產上不到九百斤，這一年就等於白干。而淮北農村能夠達到畝產九百斤小麥的，顯然並不多見，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經相當不錯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說，如今農民靠種地已難以為繼，但他們仍然要承擔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
農民們含著淚說：「大包幹留給我們的好處早就一點一點被掏光了!」
我們沒有想到，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在江南，是在文明天下的黃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寧縣的白際鄉。在那裡，我們吃驚地發現，大山裡的農業生產仍然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一年到頭，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僅攤到五十八元；許多農民住的仍然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土坯房子，有的，甚至連屋瓦也置不起，房頂還是樹皮蓋的。因為窮，一旦患病，小病強認，大病等死。全鄉六百二十戶人家，貧困戶竟佔到五百一十四戶，達到百分之八十二點九；全鄉兩千一百八十人，貧困人口也佔到一千七百七十人，達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這樣一個貧困的鄉鎮，因為鄉村幹部們搞浮誇，居然被上面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苛捐雜稅，壓得農民透不過氣；而且，這個鄉的鄉長又是一個敲骨吸髓的貪官，就在我們去之前才被法辦。我們在驚訝於貪贓枉法者已是無處不在的同事，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話題的沉重。
離開白際的那一天，我們特地選擇了從浙江那邊下山，一路之上，竟也發現，屬於「天堂」杭州市的淳安縣中洲鎮，其實也富裕不到那裡去。
二０００年春天，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中說了這樣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話，至少說明，我們在安徽省農村所接觸到的，在別的許多地方也同時存在著。李昌平有關「三農」 問題的上書，顯然觸動了一個大國總理的心，朱鎔基曾動情地批復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全面情況，但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作全面情況，而又誤信基層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
由此，一個讓我們這些終年生活在城市裡的人百思不解的問題便凸現出來：今日中國之巨大變化，蓋得益於二十多年前那場舉世注目的大變革，既然是億萬農民引領了中國改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麼又會淪為如此尷尬的境地﹖
不可否認，我們今天已經跨入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時代，然而，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況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做得最徹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我們所面臨的，已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或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執政黨面臨的最大的社會問題。我們確實沒有理由，在城市變得日新月異的時候，忘卻了廣大的農村；沒有九億農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樂觀的統計數字都將失去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德懷特?帕金斯曾經說過的一句話，至今值得我們深思： 「對於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經歷的政治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遺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明顯的受益者。」上個世紀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幹」的農民，還有個體工商戶和深圳特區的拓荒者。但是當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變成了新生的企業家階層､通過尋租活動迅速富裕起來的政府官員與勉強可以稱之為群體的城市中產階層，而作為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群體──九億農民，非但不是受益者，還因為增產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今不如昔」的局面。我們常常嬌傲地宣稱：我們是以世界７％的耕地，養活世界上２１％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十三億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這不能不是一個世紀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是在以占世界４０％的農民才養活了這２１％的人口的。這至少說明，我們的農業目前還相當落後，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還很低。
聯合國發表過一份《人類發展報告》。這份報告將全球一百六十二個國家和地區按照發展指數的高低排名，中國被排在第八十七位。這個排名是很令人沮喪的。當二十多年中國成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了大幅度提高，並且由於這種突飛猛進，已經創造出了世界經濟增長奇跡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茵，卻注視著我國農業問題，他曾對中國的訪問者說，中國經濟有兩大問題：一是農業，二是人口；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也說過相同的話：中國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太低。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因素，它已經關係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關係到我們現有的現代化水平能不能維持，關係到我們通過二十多年努力奮鬥好不容易創造出的改革開放成果有可能毀於一旦的嚴峻問題!
作為報告文學作家，我們的文學應該時刻保持與現實生活的對話。面對如此嚴峻的問題，作家應不應該缺席。因此從二０００年十月一日開始，我們從合肥出發，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隨後，又盡可能地走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從事「三農」工作研究和實踐的專家和政府官員，作了一次長達兩年之久的艱苦調查。
我們從不懷疑，安徽省的農村面貌，在全國十二個農業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農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中，就更具有典型意義。因為被稱作新中國農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幹」和農村稅費改革，後兩項改革，就源自安徽。朱鎔基就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在農業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做出重大決策的時候，我往往是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可以說，我們許多成功的經驗都是從安徽來的，安徽為中國的農業做出了很大貢獻。」溫家寶也說過：「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裡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志。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穫。」因此，我們走進安徽的廣大農村，其實也就是在走近中國的農民。
我們本來就是農民的後代，並且也在農村度過了無瑕的童年歲月，今天，當我們奔走在已經變得陌生的田野，卻依然像回到母親的懷抱，內心的衝動幾乎要溢出滿眼的淚水。這種與大自然血肉般的親情，是我們進入城市後再也沒有感受過的。
但是，當我們拿出今天的作家少有的激情和冷靜，走近中國農民的時候，我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我們想說，今天中國並非到處歌舞昇平，我們還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和困難的群眾。現在許多人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以為全中國都像北京､上海那個樣子，有些外國人來了，一看，也以為中國都是那個樣子。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
我們甚至沒有想到，這次安徽省率先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是和二十多年前發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幹」一樣的驚心動魄；我們的采寫工作又幾乎是和這場改革同步進行的，勢必注定我們的工作會和這場改革一樣的激動人心，一樣的懸念叢生，一樣的充滿著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試點一樣停頓下來，作痛苦的思考，將原有的計劃打破。
我們同樣不可能想到，問題嚴峻到我們竟不止一次地懷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氣，懷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課題，作家能夠勝任嗎﹖
不過，我們畢竟堅持下來了。因為我們相信，文學對社會的責任不是被動的，它不應該是生活蒼白的記憶，而是要和讀者們一道來尋找歷史對今天的提示；因為中國的明天，只能取決於我們今天的認知和努力。
現在，當我們開始講述關於中國農業､農村､農民故事的時候，便首先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我們知道只有平靜與從容，才可能挽住我們心中曾經無數次湧動過的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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