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平是怎樣傾斜的 怪圈 我們有這麼多無辜的農民兄弟為爭取「減負」被無情地剝奪了生命，而農民負擔在各地依然是屢禁不止，涉及農民負擔的惡性案件更是時有發生，且又是源源不絕，這是為什麼?
這究竟是為什麼?
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走進了一個怪圈。
應該說，黨和人民政府，為減輕農民負擔是做了多方努力的。我們在開始這項調查工作時就發現，黨中央、國務院下達的通知，頒布的條例，做出的決定，發出的通報，不但旗幟鮮明，而且許多措詞也是十分嚴厲的。雖然，中央的態度如此堅決，下發的紅頭文件一個接一個，卻依然還是解決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農民負擔問題；非但屢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為此，我們大惑不解。其實早在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下達了《關於制止向農民亂派款、亂收費的通知》；一九九O年二月，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聯合做出《關於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然而，有令不行，農民負擔的問題仍然扶搖直上。有資料顯示：到了一九九一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九點五，而同期農民人均的「村提留」和「鄉統籌」卻增長了百分之十六點七；農村勞動力承擔的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強制以資代勞就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點七!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李鵬總理簽署了國務院第九十二號令，明確地頒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農民負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這個《條例》做出了許多硬性規定。可是，收效甚微。
震驚中央的「丁作明慘案」，就是在《條例》頒布一年之後發生的。
一個風華正茂的農村青年，只因向縣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負問題竟被活活打死在鄉派出所，這事震驚了中央，中央不僅派出調查組，還在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連續下達了兩個措詞嚴厲的緊急通知，並宣佈涉及農民負擔的項目取消三十七項，暫緩執行兩項，需要修改七項，堅決糾正有強制、攤派和搭車收費行為的十四項，同時廢除達標升級活動四十三項。以後不久，中央又轉發了《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局關於當前減輕農民負擔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意見》，重申並「約法三章」：停止一切不符合規定和不切實際的集資、攤派項目；暫停審批一切新的收費項目，禁止一切需要農民出錢、出物、出工的達標升級活動；中央《關於涉及農民負擔項目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已明令取消的項目，任何地方和部門都無權恢復，國務院規定的提留統籌不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人的百分之五的比例限額不得突破。
奇怪的是，這些來自中國最高決策層的「紅頭文件」，一個接一個下發，農民的負擔卻並沒有因此而減輕。
當我們仔細地閱讀了這些本該是最具權威性的文件之後，注意到，這些政策性文件，雖然都很具體，卻並非治本之策，因為大多著眼於對眾多分攤項目進行甄別，所以決定暫停的每一個項目，都勢必影響到政府一些部門的具體利益，這些部門很快就會改頭換面，創造出一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費項目來。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例，這些部門也是可以通過本部門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本部門起草代表部門利益的領導講話，為項目的恢復執行提供新的依據。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變通」，置若罔聞，照樣拒不執行。
至於那些措詞嚴厲的「紅頭文件」，雖然明確提出了「不許」或「嚴禁」的內容，可那又多半是一些原則或是精神。這種既非剛性約束，更非法律條文的東西，無法界定又無法操作，說了也等於沒說。於是，決定取消的，沒被取消；決定糾正的，沒有糾正；決定暫緩的，也沒有暫緩，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爛、更荒唐的分攤項目相繼出現。於是，對農村中「三亂」的限制與治理，也就變成了「割韭菜」，或是「刮鬍子」，割了又長，刮了又出，週而復始。
我們相信，這種情況也絕不是安徽一個省獨有的。
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那位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就說過：「中央明明知道，問題雖然出現在鄉鎮，但根子是在上面，那麼為什麼不追究根源呢?不管原因是什麼，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官員的膽子就越來越大，機構和人員就一年比一年膨脹，農民負擔就一年比一年沉重。中央政策對一些人而言，就成了聾子耳朵——擺設。」
一九九四年，農民負擔的形勢已經十分嚴峻，中央政府在全國全面推行了國稅和地稅分稅制的改革，由於中央財經的集中，地方政府預算內的財政就出現了空前的困難。農村中的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以及民兵訓練在內的各項開支都拋給了鄉鎮一級政府。基層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補、多收多支。」這就迫使、同時誘使各地縣鄉政府，不得不依靠佔有農業剩餘、剝削農民來維持運轉。
農民負擔便像滾雪球似的，愈加沉重。
據國家農業部統計，一九九五年農業兩稅(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九點九，向農民徵收的「三提五統」費用，也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八點三，而承擔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款、集資攤派等各種社會負擔，就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二點二二。這一年全國三分之一省、市、自治區的農民負擔，都超過了國家規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這顯然還是一個保守的統計數字。
許多民謠俚語，表達了農民的憤懣與無奈：
「七隻手，八隻手，都向農民來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農民發急；你籌我籌他籌，農民最愁。」
「催糧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盜防幹部。」
一個流傳更廣的順口溜，幾乎就被農民當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鄉，鄉糊縣，一直糊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層一層往下念，只管傳達不兌現。」
安徽省臨泉縣的「白廟事件」，就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
一九九六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形成了一個最為著名的「十三號文件」，這就是：《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決定十分明確地指出，「凡因加重農民負擔，引發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要追究鄉、村主要負責人和直接負責人的責任，凡涉及地、縣領導責任的，要依照有關規定追究地、縣黨政主要領導的責任，以吸取教訓；連續發生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主要領導同志要向黨中央、國務院做出書面檢查；對瞞案、壓案、報而不查或打擊報復舉報人的，一經發現，要從嚴處理。要加快農民負擔監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文件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務必認真貫徹十三條決定，「逐項逐條落到實處，決不允許出現任何梗阻現象，決不允許在執行中走樣。」甚至還特別指出：「於春節後用一個月時間將決定內容同廣大農民群眾見面，並反覆宣傳，做到家喻戶曉。」
為了檢查中央關於減負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督促各地進一步做好這項工作，國務院還派出了由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局及有關新聞單位，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現場檢查工作。
其力度之大，參加者之眾，都是空前的。
然而，同樣不可思議的是，正是這一年，中國農民的負擔卻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年都重。
中國的改革是從安徽的農村開始的，那場驚天動地的偉大改革，培養了一批既熟悉農村工作又敢講真話的幹部。
曾在安徽農口擔任領導職務長達十七年之久的吳昭仁，是一位對農民有著深厚感情的老黨員。他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心情沉重地說：「中央有個『十三號文件』，其實，安徽省委當時還有個更為嚴厲的文件，即一九九七年二號文件，明確規定，一個村『提留統籌』費用突破國家規定人均純收入百分之五的，縣(市)委書記必須向省委、省政府寫出書面報告。但是，文件歸文件，我們並沒見一個縣(市)書記、縣(市)長寫過檢查；即便發生了大要案，也全是秘書代筆，黨委和政府蓋章，說是『集體承擔責任』，其實是沒有一個人承擔責任，更沒誰可能會去吸取教訓。 」
「三令五申」，「令不行，禁不止」，這類字眼，這幾年不斷見諸各種文件和報刊，說者憤憤，聽者藐藐。吳昭仁卻認為：「我總覺得，這類事光怪下面也未必，恐怕主要還得從上面找原因。為什麼要三令五申?領導機關要有威信，得自己樹權威，講話就要算數，講到就要做到，誰不執行就要拿他是問，絕不拖泥帶水。讓下面禁的，得自己先禁，只管發令，不去督促檢查，或查而不處，處而不嚴，又如何能禁住上行下效呢?」
曾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漩渦中走過來的陸子修，如今已從省人大副主任的崗位上退了下來，可他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對中國農村工作的思考。可以說，在安徽，乃至在全國，他都是—位排得上號的農村問題的專家了。二OO一年六月一個炎熱的上午，我們在他的家裡採訪了他。他雖然現在已年屆七旬，可一談到農村工作，就依然像年輕人似的顯得有幾分激動。
他和我們提到了至今令他耿耿於懷的一次會議。那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阜陽召開的一個全省有關減負工作的匯報會。在匯報減負工作落實情況時，有幾個地市委書記都相繼談了自己的苦衷，雖然這些苦衷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陸子修卻聽不下去。因為幾十年的農村工作的經歷，他早已習慣於站在農民的角度看問題。儘管那幾個地市書記和他都很熟，有的關係還很不錯，他還是當場紅了臉。
既然會議是放在阜陽開的，他首先就拿阜陽市委書記王懷中開了刀。
他沒有顧及對方的面子，直呼其名：「你王懷中是只對省委負責，不對農民負責!你不顧農民的實際情況，大搞那些花花哨哨的『形象工程』，擺弄花架子。你搞『養牛大縣』，牛只是養在公路兩邊做樣子，開現場會把花錢租來的牛集中起來給人參觀。你把農民坑得還不夠嗎?」
然後又直問滁州市委書記張春生：「你張春生衡量幹部的標準又是什麼呢?亂征，亂罰，亂攤派，最後逼死人，這樣的幹部還能用嗎?你呢，卻把這種幹部挪個地方，照樣易地當官!」
隨後又質問蚌埠市委書記方一本：「你方一本屬下的懷遠縣上訪不斷，如今已稱得上『安徽省的上訪大縣』了。難道全都錯在農民身上，你就沒有—點問題?」
接著他又把話題轉向巢湖地委書記胡繼鋒：「你胡繼鋒不去掏農民的腰包路就修不成了?那路是該國家花錢的，你怎麼可以叫老百姓花呢?沒有錢就把公路開腸破肚了，誰叫你開的?你這不是只想著要給自己搞『政績』嗎?」
他指名道姓地點了一圈之後，痛心疾首地衝著各路諸侯嗟歎道：「我們許多於部『只看樓房一片片，不知誰人做貢獻；只看公路直如線，不知誰人來出錢哪!』我們的農民日子剛剛過得好一點，大家就把他們當成『唐僧肉』!農民實在太苦，什麼人都可以欺負呀!當年我們搞的那個『大包干』，轟動了全國，也影響了全國，總結起來就是那麼三句話：『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農民自己的。』可是現在呢，『大包干』帶給農民的好處一點一點地又都被各級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一點是自己的!』」
說著，他溢出了淚水：「沒想到我們的幹部，今天這樣不熟悉農民，不重視農民，和農民交朋友的幹部太少太少。我建議在座的各位能不能來一個『換位思考』，設身處地替農民考慮一下，再這麼『三亂』下去，農民還能不能受得住啦?」
陸子修的話似響錘砸在鋼砧上，一聲聲震在大家心上。
被點名的幾位地市書記，因為意外而不免感到詫異。
這時候，六安地委書記頗為僥倖，輕鬆地說：「我們在農民負擔的問題上還沒出過事。」
他這話不說還好，這樣一說，陸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沒給對方一點面子：「你的農民負擔問題，我這兒就有一堆群眾來信!農民才把果木樹栽下去，你的村鎮幹部就逼上門去收特產稅，這是不是事實?」
六安地委書記顯得十分尷尬。
會場上鴉雀無聲。
其實，正常的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歷來就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克服自身缺點錯誤的一件「法寶」，曾幾何時，卻在我們的黨章與憲法之外，官場仕途之中，漸漸流行開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遊戲規則」。其規則之一就是，凡事不可太認真，至少不要於己過不去，話要說得留足餘地，甚至已經把認認真真說假話也看做是為官成熟的一個表現。因此，陸子修的快人快語，就使得許多人感到唐突。
休會期間，省交通廳一位副廳長有意落在最後，當他走到陸子修身邊時，突然抓住陸的手，眼裡閃著淚光說：「都說你陸主任人好，卻不知道你竟然好到這個程度!」
會後，主持會議的省委副書記方兆祥找到陸子修的房間，連聲說：「講得好，講得好啊!」
吃飯時，省委書記盧榮景也走過來誇讚陸子修：「你講得好，講得好呀，是要有個『換位思考』!」
陸子修沒好氣地說：「好個屁!你們這些話，會上為什麼不說?我是心甘情願地當了一回你們的『打手』!」
對於陸子修這種心直口快的性格，當年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就已經「領教」過。那時候，陸子修是滁縣地委書記，一天溫家寶來滁視察，陸子修接待時，開門見山地問：「溫主任，你要看真的，還是要看『閃光點』?」
溫家寶一聽，笑了，幽默地說道：「那我都看看。」
那次，陸子修領著溫家寶把「閃光點」和「陰暗面」都看了看，他既總結了滁縣地區改革開放中成功的經驗，也剖析了依然牽腸掛肚地存在的問題，既報喜，又報憂。
一九九六年，陸子修參加了一個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在許多代表中間，溫家寶一眼就認出了陸子修。他走到陸子修身邊問道：「你認為現在農業上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陸子修也不繞彎子，他說：「幹部的作風問題。當然，這也包括我在內。再好的政策，沒人落實也不行，現在的許多幹部是『官做大了，車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離群眾太遠了』!」
那天他們談得十分投機，當溫家寶知道當地正在做著有關「三農」問題的調查，便表示出極大的熱情，話說得同樣富有個性。
他說：「過去，毛澤東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現在我看，嚴重的問題是農民的利益問題。如果農民的利益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農村社會就難以發展，農業生產就難以為繼，國家的發展和長治久安就都成了一句空話。」
他還說：「億萬農民當年之所以跟隨我們黨鬧革命，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我們黨是為他們謀利益的，是帶領他們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們不關心他們的實際利益，反而讓他們感到不堪重負，他們會是一種什麼心態?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水，說的就是中國的農民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農民的重要，歷朝歷代沒人不知道農民的重要，可趕到一掌握了政權，就很難說再代表農民了，總是反過來剝削農民，甚而鎮壓農民。以史為鑒，我看中國共產黨人同樣面臨著這個嚴峻的課題。」 稅費如牛毛 達標價更高 在近兩年的日子裡，我們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八皖大地的阡陌之間，一直想弄清一個困惑著我們的問題：向農民徵收的各種稅費究竟有多少項?後來才發現，這居然是誰也說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觸目驚心!
據中央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統計，僅中央一級的機關和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和項目，就有九十三項之多，涉及到二十四個國家部、委、辦、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費項目則多達二百六十九項；還有大量的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許多壓根就是鄉村幹部們的隨心所欲。有些，你一聽就會感覺到其中的荒唐，有些，甚至還帶有幾分黑色幽默，似在開玩笑，但徵收起來你少繳一文也是不允許的。
我們雖地毯似的在安徽省的五十多個縣(市)跑了一遍，現在坐下來清點一下農民負擔的那些科目，也還只能做到「以升量石」。
集資類有：建鄉鎮辦公樓集資；建鄉鎮教學樓集資；建鄉鎮科技網集資；建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建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建鄉鎮計劃生育宣傳站集資；建鄉鎮廣播站集資；建鄉鎮影劇院集資；興建鄉鎮企業集資；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等。
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有：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會計的定額補貼；民兵連長、治安委員、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村民小組長的誤工補貼；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裡安排的一切勤雜工的補貼等。
教育支出有：民辦教師工資；公辦教師補貼；校舍建設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和文體器材設備費等。
計劃生育支出有：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等。
民兵訓練支出有：民兵訓練生活補助；民兵訓練誤工補助；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等。
公益事業及優撫支出有：敬老院建設；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合作醫療建設；農村醫務人員補貼；烈軍屬優待；殘廢軍人優待；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工傷民工照顧；困難戶照顧；五保戶照顧等。
此外還有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准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一滅鼠費；以及為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為司法人員添置的服裝費……
有的地方，僅鄉鎮學校就增收有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僅餵豬一項就有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和城建稅，許多村鎮不管你養不養豬，一律要按人頭徵收豬頭稅。
非但如此，幾乎所有的涉農部門，列入了政府機構序列的和雖沒列入卻承擔了政府職能的，特別是糧食、供銷、金融等部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大都成為政企不分並有著明顯企業化傾向的組織，具有了執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雙重功能，常常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規章，將不應收費的業務活動也強行收費，或搭車收費，這就越發加重了農民的各種負擔。
我們調查還發現，有些鄉鎮僅結婚登記一事，就得徵收十四項費用。除收取結婚證工本費外，還要徵收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費、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
自從國家頒布了《環境保護法》，個別地方竟把農民燒鍋做飯冒出的炊煙也視之為「污染了環境」，振振有詞地向各家各戶徵收「污染物排放費」。有敢說話的農民向上門的村幹部討說法的，不討則已，一討就又冒出一項「態度費」，並且祭起「文革」時流行的一個理論：「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徵收多少視其「態度」好壞而定。
有些，乾脆什麼名目也不說，伸手就要錢，誰敢說個不字，或是皺皺眉頭瞪瞪眼，立馬大打出手，直打到你喊大爺。
當一種權力是以直接利益作為驅動權力運轉的輪子，利慾的膨脹就必然會使權力異化成加速度瘋狂運轉的魔鬼，也必然導致其權力的無限擴張。
當今，管理就是收費，這已經成了許多部門巧取豪奪的一種頑症。
既然向農民徵收的各種稅費，已給眾多的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帶來好處，而且許多稅費項目就是中央國家機關下發「紅頭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條例、規章和決定，到下邊就統統成了「一級一級往下念，只管傳達不兌現」。壓力大了，就收斂一點；風頭過去，便捲土重來。於是，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中，便出現了一個常被提及的力學名詞：反彈。壓力越大，反彈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據農業部會同國家計委的調查統計，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中央國家機關「紅頭文件」規定的要農民出錢出物的「達標」和名不叫「達標」卻實質是「達標」的活動就有四十三項，加上地方黨委政府下達的「達標」項目就多達七八十項。其中，包括教育、衛生、文化、體育、計劃生育、廣播電視、程控電話、國防教育、民兵訓練、民政勞動保險、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基層組織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文明村鎮建設、綠化工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等。幾乎涵蓋了所有農村工作的領域。大到小康縣驗收、教育「雙基」達標、衛生「初保」達標、計生服務達標、創文明衛生縣、鎮、村等等，小到訂報、滅鼠、改水、改廁等等達標。
每一項都要農民出錢，彙集起來又何止是「一筐甚至兩筐」雞蛋錢!
上級部門在那閉門造車，出方案，拿主意，壓任務，錢是一毛不拔的，即便給一點，也是「蝦公釣草魚」，達標後給上一點象徵性的獎金，還美其名曰：「以獎代撥」。
每一項的「達標」內容又是十分具體的。比如，教育「雙基」達標是：兩層樓，六粉刷，磚牆鐵門花園化。要求村村建小學，泥牆改磚牆，磚木結構改混泥預制，還要設施標準化、牆壁瓷磚化、環境花園化。僅此一項，就把農民壓得抬不起頭。還比如，鄉鎮派出所達標標準是「三五一一工程」，即三個人、五間房、一輛摩托、一部對講機。其實，這「三五一一工程」到了下邊，十三個人也不夠，三間房就變成了一幢樓；一輛摩托一部對講機也就成了一部警車幾輛摩托人人配個「大哥大」。又比如，「村村通公路」，公路的標準是「二化」：「油路化」和「黑色化」；沙石埂土不算數。再比如，廣電部門下達了一個十分具體的「小喇叭人戶率」，這就叫今天的農民摸不到北，因為，如今的收音機和電視機在中國農村已經比較普遍了，幹嗎還硬性搞個「小喇叭人戶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更不用說，小康驗收達標的指標就有幾十條，條條聽起來都重要，少一條也通不過，每項都是要農民拿錢去壘的。
農民們怨聲載道，縣鄉幹部也叫苦不迭。
「鄉官」們為此編了一串順口溜：
「這驗收，那驗收，都要縣鄉幹部籌。」「這達標，那達標，上面從不掏腰包。」「這大辦，那大辦，都是農民血與汗。」
當我們瞭解到壽縣八公山鄉欠款的情況時，著實感到了意外的震驚。可以說，八公山鄉是安徽境內最小的一個鄉鎮了，它總共只有四個行政村，一個區區彈丸鄉鎮，在「達標」活動中，卻也是累計欠款一千多萬元，以致鮑廣喜出任鄉黨委書記時，連正常的經費都難以維持，情急之中，居然跑到火葬場去借錢。
借死人頭上的錢，為活人發工資，這恐怕是聞所未聞的一大新聞!
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細節，有如一杯苦酒，讓人難以接受。 龍多作旱 舒城縣水利局離休老局長李少白，是當年大軍渡江時舒城十大支前模範之一，因為這種殊榮，建立人民的新政權時，他便有幸被選為這個縣第一位「民主鄉長」。談起新中國如旭日東昇充滿蓬勃朝氣的那些歲月，他至今還十分激動。
他說，剛解放那會兒，百廢待興，即便這樣，舒城縣政府也只設有民政、財政、教育和建設四個科，一個科不過五六個人，最多十多個人。「縣委和縣政府的人圍在食堂吃飯，幾張桌子就全坐下了。」
那時一個鄉，除了鄉長、指導員，就是文書和財糧員，加起來攏共不過五六個人。人雖少，當時的事情卻不少，由於大家齊心協力，一個鄉的各種工作，也就生龍活虎地干將起來了。就是到了一九五六年，擴大了鄉的規模，那時，鄉黨委就只有正副書記、組織部長、宣傳委員，群眾組織也只有團委書記、婦聯主席、武裝部長、農協主席，也才增到六七人；鄉政府相應配有正副鄉長，下設少數幾個委員會，鄉長依靠這些委員會開展工作，委員會配備文書和民政、財糧、生產、武裝、公安、農業、工業、商業助理或幹事，也就八九人左右。黨委政府兩套班子加在一起只是十四五個人。
我們也查閱了當年的一些資料，結果發現，一九五二年，中央有著明確規定，每鄉脫產幹部限定三人。即便是以後，擴大了鄉的行政區劃和設置機構，鄉政府各委員會委員也都是群眾中的積極分子擔任，均為不脫產人員。加上當時政令暢通，紀律嚴明，世風日上，脫產、半脫產和不脫產的幹部，大家基本上能上能下，能出能進，能官能民。可以說，從五十年代初直到八十年代初，鄉鎮人員工資和辦公經費皆由縣財政撥款，鄉鎮政府無權也無錢增設機構或供養編外「幫辦」。就是在公社化時期，相當於目前鄉鎮一級的人民公社實行的政社合一的體制，當時，黨、政、武裝、經濟合為一體，領導班子除了公社黨委書記、公社主任、若干副職、武裝部長、團委書記、婦聯主任以外，便是「八大員」：農機管理員、畜牧管理員、水利管理員、農技推廣員、林業管理員等。當時的農村機構還是非常精幹的。
農村實行了「大包干」的經濟體制的改革之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組織體制也進行了改革。在歷時三年的「撤社建鄉」的工作中，全國五萬六千個公社改制為九萬二千個鄉鎮。國家允許鄉鎮政府可將鄉鎮企業上交的利潤和管理費、各種集資和捐款收入及各種罰款收入，都作為鄉鎮財政的自籌收入，這就為鄉鎮任意增設機構與人員，亂徵收、亂集資、亂罰款的「三亂」打開了方便之門。這以後，隨著一系列「分權讓利」趨向很強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飯」的財政包干政策的相繼出台，各級政府和部門之間就形成了一個涇渭分明的利益關係，於是那些擁有國家權力又「分兵把守」農村經濟發展各個領域的部門，便迅速成為既壟斷權力又追求利益的行為主體。我們的幹部、旦發展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階層，與民爭利的事就將不可避免了。
截止到一九九O年，僅由國務院各部委下達文件可以向農民徵收的各種項目就高達，百四十九項之多!於是，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利益開始膨脹，收費項目越來越多，收費範圍越來越廣，收費標準越來越高。由於管理上沒有相應的約束與制衡，許多本來屬於政府部門工作範圍之內的事，為了收費，也都紛紛成立了專門的事業單位，並聘請「幫辦」。
是誰消耗掉了農村改革的成果?——無限膨脹的機構和無限增加的官吏!
八十年代是中國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時期，但它又恰恰正是縣鄉機構和人員增長最快的時期。
我國在編的黨政機關幹部，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萬人，一九八九年則上升為五百四十三萬人。其中上升最快，幾盡失控的，當數縣鄉兩級。縣鄉兩級的機構與人員，在這種不斷的精簡之中至少增長了十倍!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國在編的黨政幹部便達到了八百多萬人，而增加的幹部人數與同期國有企業下崗人數一百二十六萬九千人大體相當。這期間縣鄉兩級機構和人員的飆升更是空前的。
「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大精簡——大膨脹」，這似乎不可思議，卻又是鐵的事實，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的悲哀。
我們從查閱到的有關資料得知，在當今的二百多個國家中，有八個小國僅設一級中央政府；二十五個只設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有六十七個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在內的許多大國，也只設三級政府；而我國現在卻是五級制：中央——省——市——縣——鄉，堪稱絕無僅有的「中國特色」！
非但機構的層次多，每一級的機構設置又都是疊床架屋、分工過細。僅在同一縣級機構中，與「三農」有關的，過去只有一個農業局，現在除有農業局；還分別設農墾局、畜牧局水產局、水利局、林業局、鄉鎮企業管理局、農業資源開發局等多個部門，業務相近，卻是部門林立。人人管事，又無人負責，這種交叉重複，注定產生扯皮推諉現象。
一個人就可以幹完的事幹嗎非要這麼多人去幹呢?
那麼多部門根本不管農民的事，卻為什麼都要農民出錢養活呢?
單說鄉鎮。現在的鄉鎮已同縣級機構設置保持對應關係，除「六套班子」外，工、農、商、學、兵、財、青、婦等等二級機構一應俱全。原來人民公社時的「八大員」，如今都已經升格為站、所、辦，而且許多人頭上戴上了執法的大蓋帽。有人戲言：鄉鎮除了沒有外交部；其他機構基本同中央國家機關一樣齊全。
廟多，菩薩就多。一般鄉鎮機關二三百人，發達地區甚至達到八百至一千人。這些人不創造一文錢的產值和利潤，卻要發工資，還要發獎金；不僅要多拿，還要吃好住好，還要建辦公樓、住宅樓，還要配備車輛，配備電話，配備「大哥大」。這許多在過去是不敢想像的，因為那時一個縣也不過一兩輛吉普車，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到死騎的都是自行車。
農民自嘲道：「幾十頂大蓋帽管著一頂破草帽。」
一九九八年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透露：「漢朝八千人養一個官員，唐朝三千人養一個官員，清朝一千人養一個官員；現在四十個人養一個公務員。」。
其實，不再需要什麼觸目驚心的事實，僅這些簡單的數字就足以說明政府機構改革的緊迫程度。 4城鄉分治與馬太效應 探究農民的負擔問題，不能不正視農民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也就無法迴避一個嚴酷的事實，這就是，中國億萬農民至今還生活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發展的結構之中，他們每天都面對巨大的精神和經濟的壓力、強烈的心理失落以及沉重的思想苦悶。繞開農民負擔制度上的原因，來談減輕農民負擔就等於沒說。
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了解決城市失業和通貨膨脹，用在了即將開始的工業化發展等重大經濟問題上，無力照顧地方財政開支，也無暇顧及地方建設，因此，中央對地方政府參與農民利益的分享十分寬容，允許各地在徵收農業稅正稅的同時，按一定比例徵收農業稅地方附加。這種地方附加，儘管有著最高限額的規定，但它顯然不能滿足鄉村財政開支的需要，於是各種各樣的變著花樣的攤派隨之而出，不久便相當嚴重。
通過查閱當時的文件我們瞭解到，解放以後第一個提出「農民負擔」的，是那時負責農業工作的廖魯言。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向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所報告的《關於鄉村財政、農民負擔、鄉村小學教育及鄉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中反映，各種亂收費現象已經在各級新政權中開始出現。根據六十一個鄉的實地調查，他發現，國家公糧、地方附加、抗美援朝捐獻和鄉村攤派四項稅費合計，就已佔到農民常年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一點五三，除此而外，還有許多數目難以估計的項目，例如，銀行、貿易、合作社、郵政局、新華書店等涉農系統，都以「發展業務」為幌子，強迫農民「認購」與「樂捐」。群眾意見很大，說鄉村幹部已經成了賣畫的、賣郵票的、賣紅茶的、賣粉條的、賣稅票的，影響極壞，已經造成農民「苛重的負擔」。
廖魯言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重視，中央政府隨之做出專門規定，嚴格控制農業稅地方附加，限定地方附加不得超過正稅的百分之十五，並隨同農業稅附征。
可是，各地政府由於有著地方利益的驅動，不但如數向農民徵收中央規定的農業稅地方附加，各種各樣的亂攤派依然禁而不止，甚至比原先還要嚴重。
毛澤東主席瞭解這個情況後，甚為不安。為平息農民的不滿，當即指示政務院做出一個釜底抽薪的斷然決定：取消一切附加稅，把鄉村幹部的津貼、鄉村政府的辦公費及教員薪資統由國家財政包下來；堅決禁止再以任何形式向農民攤派；鄉村舉辦社會公益事業，必須基於群眾的完全自願，有條件地允許自籌經費，並規定這種自籌經費不得超過農業稅正稅的百分之七。
當時政務院的這個決定，被簡稱為「包」、「禁」、「籌」的三字方針。這一措施不但從根本上減輕了農民負擔，調動了剛翻身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充分體現出蒸蒸日上的新中國的優越性，農民們無不拍手稱好。
但是，新中國剛剛成立，朝鮮戰爭就不期而遇，緊接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對中國實行了「經濟封鎖」，面對如此內憂外患，當時的中國再不可能做到從容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
而且，迫於那種形勢，我們這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大國似乎也就只能選擇以優先發展重工業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種國家工業化的積累，除了讓農村和農民做出犧牲外又是別無選擇的。可是要把中國農民的勞動剩餘價值轉化為城市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如果沒有一種特殊的制度和組織上的安排，任何政府也休想解決從高度分散的四億農民手中獲取農業稅剩餘所引起的矛盾，因此，分到土地不久的中國農民，就在中央政府有計劃的組織下，一步步走上了集體化，用毛澤東一句十分形象的話說，「滿頭亂髮沒法抓，編成辮子就好抓」了。於是，服務於國家城市工業化的農村高度集體化的基本制度，逐漸形成了。在這種高度集中的壟斷經濟體制下，為了不讓農村人口擁入城市，在城市的就業制度方面，一開始實行的勞動用工制度，原則上就只是負責「非農業人口」在城市的就業安置，不允許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尋找職業。在糧油供應制度方面，自然也就有了「特別辦法」，隨著一九五三年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出台，中國開始實行了糧油計劃的供應制度。與此同時，戶籍制度上的「特別辦法」便也隨之產生，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其中的第十條第二款則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做出了帶有約束性的規定，這一規定標誌著我國以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為核心的戶口遷移制度的形成。在這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農民的負擔是巨大而沉重的，卻又是隱性未發的。因為，農民負擔由「台前」轉移到了「幕後」，從此國家不再跟億萬農民發生直接的經濟關係，國家在農村統購統派的戶頭，就由原來的一億三千萬個農戶，變成了七百萬個互助組；進而減少成七十九萬個農業社；「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只用了三個月，就在一片鑼鼓聲中，又將全國農民一個不漏地組織到五萬兩千七百八十一個人民公社裡。中國農民原有的，或土改時被分到的田地、耕牛、農具、糧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資料，都無一遺漏地被無償地收歸公社所有。五萬多個人民公社就變成國家在農村基層的財政單位，從此可以隨時隨地、十分方便地通過「一平二調」無償佔有公社範圍內的一切資源和勞動力。
中國的農民成了真正的無產者!
城鄉分治「二元結構」最大的問題，是一個社會中的成員在經濟文化各方面不能整體性地均衡發展，勢必導致現代化在一個國家中出現斷層：一部分人迅速走向了現代化，而大多數人卻與現代化無緣。從此，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就成了兩股道上跑的車。彼此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條件上的巨大差異，生活條件與居住環境的天壤之別，使得中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的比率便逐年擴大。
十年動亂結束之後，發端於安徽省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亦即「大包干」，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義的命，中國農村很快出現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攙，一家三代人，都在忙生產」的喜人局面。安徽省肥西縣原大柏公社黨委書記王／—友曾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過去，社員就像一籠鴨子，被關久了，急得嘎嘎叫。現在，包產到戶，就像鴨籠打開了，被關久了的鴨子到了塘裡有展翅拍水的，有鑽猛子翻跟斗的，有相互追逐嬉戲的，多歡實啊!」
這個縣金牛鄉上圩村六十多歲的農民廖自才，也高興地說：「責任制就是好，我家陰溝裡終於漂油珠子了。照這樣下去，要不了多少年，就會城鄉不分，咱鄉下人就會過上城裡人一樣的日子!」
發生在七十年代末的那場大變革，是新中國繼土地改革之後又一次偉大的農業革命。它帶來了中國農村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農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長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好成績。當然，這只是帶有恢復性的發展。無論是公社書記王廣友，還是老農民廖自才，他們對大包干後的農村都顯得過於樂觀了。面對中國農村開始出現的這種喜人景象，這場偉大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卻十分冷靜地提醒說：「農業文章很多，我們還沒有破題。」其「文章」之一，就是指從建國初期便形成的「城鄉分治」的格局，至今沒有改變。
二OO一年早春三月的一天上午，我們來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走訪了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陸學藝。這是一位社會學界的著名學者，更是一位農村工作研究的專家，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便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就任副所長，潛心地研究中國的農村問題，以後又調入社會學研究所任所長。正因為他有著此番特殊的人生經歷，研究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就站在了一個嶄新的平台上，並有了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更深邃的思考。
「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目光須在農村之外。」那次的談話，他就這樣直截了當地打開了話匣子。
「農民的這種負擔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帶有歧視性的。」陸學藝說到動情時，會突然變得慷慨激昂，對農民處境的關切溢於言表。他說長期以來，我們就這樣人為地分割出城市和農村、市民和農民；用戶籍制度把人分為城市人口與農業人口，將幾億農民拒之於城市之外；用統購統派制度把吃的糧食也分為農業糧和商品糧，讓農民供養市民；用勞動制度把人分為工人和農民，又將農民拒之於工廠之外；用工資福利制度把人分為有權享受和無權享受的兩種人，最後將農民拒之於一切社會保障的制度之外。這種把城市和農村截然分割，對城市、市民是一套，對農村、農民又是一套的「一國兩策」的體制，就使得中國的農民，無論是在教育、醫療、勞動保障、養老、福利這些社會待遇上，還是在流通、交換、分配、就業、稅賦這些經濟待遇上，都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城鄉之間人為劃定的這種「楚河漢界」，就成了中國億萬農民無法逾越的鴻溝。這條鴻溝，使得每一個農民，打娘胎一出來，注定就是這個社會的「二等公民」。
就在農業的文章「還沒有破題」，深化農村改革方興未艾之時，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形成的關於城市改革的決定，又將中國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
城市改革的啟動，從理論上看，它既可以向農村改革和農村經濟提出新的要求，也會為農村改革特別是涉及城市的問題創造出新的機遇，一個城鄉改革互相配合、互相促進的局面即將出現。可是，人們希望看到的這種理想的局面並沒有出現。因為任何改革都是需要花費成本的。改革重心的轉移，就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的關係必然要向中國的城市傾斜，這就必然使得中國的農村經濟再次陷入一個極端困難的境地。
歷史的事實是，從一九八二年開始，中央每年都制定一個指導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連續五年，下達了五個中央「一號文件」。這些文件，對中國農村的改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巨大促進作用。
人們或許還記得，一九八四年，首都舉行慶祝建國三十五週年的遊行時，京郊農民抬著「中央一號文件好」的巨幅標語通過天安門廣場，它確實代表了中國億萬農民的心聲。可是隨著中國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之後，農業上可以「放」的政策就已經不多了，這以後有關農村改革的中央「一號文件」就只能越寫越抽像、越寫越原則，沒有了新內容和新措施，最後，用來指導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便悄然消失。於是，人們都不願意看到的一個事實，重又浮出水面：曠時三十二年之後，建國初期由廖魯言提出的「農民負擔」問題，就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也就是改革重心轉移當年的年底，被在京召開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再次提了出來。
當時農村經濟才剛剛開始活躍，先富起來的只是極少數，但各級政府居然就認為農民都已經很富了，許多部門便通過提高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和增加稅費等途徑，紛紛從農民腰包裡去掏錢。
中國的農民就在這無休無止的行政事業費及各色各樣的攤派、集資和罰款的沉重負擔中，正在喪失對黨和人民政府的依賴，當年大包干引發出的那種火熱的激情已蕩然無存。
曾在安徽親自領導那場席捲全國的農村改革，後來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就曾在一次會議上強調：「農民得到的利益不能往回收，一定要再出一個繼續給農民鼓勁的文件，否則，農民就不會再聽共產黨的話了。」
但是，農民已經得到的利益，一點一點地還是被收回了。
儘管，這期間，鄧小平曾提醒：「農業上如果有一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而且強調：「應該把農業放到一個恰當位置上。」但是後來的事實卻是：為了解決城市改革所需要花費的成本，同時，又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國家向農民獲取稅收所需要花費的交易成本，全國農村撤消人民公社後，接著就改制為九萬二千個有自己獨立的財政利益和相應的稅收權力的鄉鎮政府。後來，這些農村基層政府的攤子越拉越大，不僅建有黨委、政府、紀檢、人大、政協、武裝部六套班子，還相繼產生代表上級政府部門的「七所八站」，於是，財政、稅務、公安、工商、交通、衛生、糧管、農技、水利、種子、植保、農機、畜牧、食品、漁業，應運而生。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些日益膨脹的單位和日益龐雜的人員，無一例外地都是需要由農民來養活的。
農民的負擔從此就由「幕後」走到了「前台」，而且，日趨嚴重!
這以後，國家非但沒有把臃腫的機構及大量冗員下決心精簡，而是為滿足地方黨政組織及下設部門不斷增長的開支需求，不斷地又以各種「紅頭文件」的形式硬性地給農業和農民增加了多種負擔：比如，不但從農業稅中派生出了農業特產稅，頒布了《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甚至還把村級組織的公積金、公益金、村幹部的報酬和管理開支，以及鄉村兩級的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和修建鄉村道路所需要的「村提留」「鄉統籌」也強加在農民的頭上，並做出征收標準的剛性規定。這其中有許多本該是政府撥款解決的，最後卻都發展成了農民負擔的主要內容。
特別是，陸學藝說，縱觀實行「城鄉分治、一國兩策」以來的四十多年的歷史，當國民經濟運行出現波動、遇到困難時，倒霉的總是農民。國家通過財政、稅收、價格、金融、信貸的政策傾斜，首先保證城市和國家工業的發展，農民和農村在這種條件下，就要做出更大的貢獻。
他把「貢獻」在嘴裡咬得很重，聽起來實際上就成了「犧牲」。
他說，一九八八年，通貨膨脹，國家進行了一次宏觀經濟調整，由於經濟的天平向城市傾斜，就使一九八九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明顯減少，並出現了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純收入第一次出現了負增長；隨後，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又一次國家宏觀經濟調整，農民付出的代價比歷次都更大。當時國家下決心進行國企改革，宏觀經濟調整的動作很大，全國各地就有上千萬國有企業的職工下崗，登記失業率也逐年上升，有些老工業基地的下崗失業人員甚至超過百分之十，經濟形勢相當嚴峻。但是，由於物價特別是糧食等產品的價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大米每斤從兩元降到一元以下，雞蛋從三元五一斤降到了一元八，蔬菜瓜果的價格更是連連下跌，所以，職工下崗後發的津貼雖然很少，生活卻還能過得去，整個社會保持了基本的穩定。
一九九六年，中國農村糧食總產為一萬零九十億斤；一九九七年為九千八百八十三億斤；一九九八年為一萬零二百四十六億斤；一九九九年為一萬零一百六十七億斤。平均以一萬億斤計，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大米、小麥和玉米三種糧食的平均價格為每斤一點零三五五元，當年農民糧食所得便是一萬零三百五十五億元；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這三種糧食的平均價格就減到每斤零點七零七五元，農民從糧食所得則是七千零七十五億元。這就是說，一九九九年中國農村糧食總產並不比一九九六年的少，但增產不再增收，農民實際收入反而減少了三千二百八十億元。
除糧食而外，其他的一切農副產品的價格也都是大幅度下跌的。初步估算，僅一九九九年與一九九六年相比，農民從農業生產獲得的收入，至少也要減少四千億元。二OOO年農業減產又減收，農民從農業生產獲得的收入就比一九九六年減少得更多。
可以說，僅從一九九六年到二OOO年短短的四年之中，中國農民實際減少的收入就至少在一萬六千億以上!
這就是忍辱負重的中國農民，在保證國家宏觀經濟調整，順利實現援助國企改革穩定城市社會安定所做出的巨大的犧牲!
自從中國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之間的差距就逐漸被拉大，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各地的城市在迅速地變大、變高、變美，城裡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新月異地發生著變化；而廣大的農村，卻反而出現了「增產不增收」的現象。
第一次「增產不增收」，出現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在農業生產喜獲大豐收的情況下，扣除物價因素，農民一九八九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僅為百分之二，一九九一年就成為負增長；第二次出現在一九九六年之後，人均純收入的連續兩年大幅度跌落，先是由百分之九的增長率降至百分之四點六，一九九八年就落到了百分之四!
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財富上的這種「馬太效應」，正在中國廣大的城市與農村之間日益加劇地顯現出來。
有人曾做過這樣一件工作，將一九八六年以來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和國務院公開的文件中有關政策與評論性的文字，輸入電腦進行處理分析，結果發現：有關農業、農村、農民的文字部分，出現了一批新的詞彙，這是中國漢語言文字史上前所未有的：「吃農業」、「吃大戶」、「打白條」、「口頭農業」、「農民負擔」等等；而使用得最頻繁的，就是「減輕農民負擔」。
這確實是一個耐人尋思的分析。
就在我們動手寫這部作品時，一個「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上不少專家呼籲：為適應加入世貿組織的需求，我國的農業政策必須進行重大調整，不僅要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而且要減稅。各國普遍對農產品實行補貼，人為地壓低了國際市場農產品的價格，而我國不但是少數幾個不給予農民直接農業補貼的國家之一，還是為數不多仍在向農民收稅的國家之一。一九九O年到二OOO年，只有十年時間，我國從農民那裡徵繳的各種稅收總額，就由八十七億九千萬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億三千萬元，增加了四五倍。農民人均稅額高達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鎮居民的人均稅賦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已是農民實際收入六倍的情況下，農民繳納的稅額反而是城鎮居民的四倍!這已是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負的農民，除了要繳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還有著名目繁多的提留統籌費和各項社會負擔。且不說中國的農民已苦不堪言，這在根本上也使得中國的農業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美國、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合理通貨緊縮尚能夠做到一方面降息，一方面降稅，大幅度裁減行政人員和政府開支，難道我們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只能降息，而不能為那些窮人降稅減負嗎? 農民和城市下層階級生存狀況不可逆轉的惡化 在中國，農民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新問題了。然而，不幸的事實是，1997年後，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率正在持續下滑。如果我們以為這僅僅是暫時的現象，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在我看來，這僅僅是中國農民問題滑入深淵的開始。理解中國的問題，必須首先理解的中國的權力，同理，理解中國的農民問題，也必須從理解中國的權力體制開始。中國是一個以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佔有的政治權力越大，控制的經濟資源也就越大，在分配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無疑，中國農民處於這種分配體制的邊緣之邊緣，底層之底層。在這種體制下，中國農民不僅受到力量強大的城市利益集團的排斥，也同時受到深入農村的行政體系的剝奪。中國農民人口雖然數量龐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們很難凝聚成有力的壓力集團。這決定了，一旦遇到經濟緊縮，中國農民將成為最早和最大的犧牲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實際上是測試中國經濟景氣程度最靈敏的指標。因為，以政治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會以最快的速度將這種分配壓力轉嫁給處於最底層的農民和農村。1997年之後，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的顯著惡化反映的其實是中國城市經濟的危機。它只是城市經濟不景氣的一個結果，而決不是原因。這種轉嫁通常通過兩種途徑來釋放，一種是城市對農民的進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種則是通過農村基層官員傳遞的行政權力體系的分配壓力。這被中國農村社會形象的比喻為「幹部資本主義」。注意，從總體上說，中國農村的基層官員只是這種壓力的傳遞者，而不是壓力的製造者。這與中國主流媒體所塑造農村基層官員的妖魔化形象並不符合。雖然，在這個傳遞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放大了這種壓力。中國城市媒體之所以將農村問題歸咎於農村的基層官員，一方面是出於無知，另一方面則是在有意掩蓋強勢權力集團的貪婪和無恥。公平的說，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惡行並不比他們的城市上級更過分，只不過由於他們剝奪的對象更加赤貧而顯得格外刺眼罷了。他們只是強勢的城市官僚集團透過基層政權向最弱勢的農民轉嫁城市壓力的合法工具。農村基層政權只是官僚體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輸出而不能向上反饋的封閉性決定了這種盤剝具有強烈的對抗性和殘酷性。在也許是中國最著名的鄉官李昌平先生的書《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農村的「權力私有化」進程已經走得何等之遠。 當然，這種迅猛的事態並不僅僅發生在中國農村。很明顯，將中國農民置於絕對受剝奪地位的是一種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機制。隨著發言權越來越大的權力資本的加入，以及臃腫的政治官僚體系的膨脹（這完全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這種機制將變得越來越具有壓迫性。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領導人不斷強調農民問題的危險性，不斷呼籲舒緩農民的困苦的同時，農民問題卻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盤據在城市的權力資本或許會對城市貧困階級的訴求作出妥協，但很難對農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應。這麼多年的經驗表明，中國權力資本對中國問題的判斷力和前瞻性相當令人失望。除非大難臨頭，農民問題可能已經永遠在他們的視野中消失了。通過中國農民日益嚴峻的生存困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判斷，中國的危機已經開始，它正在以一種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國的城市蔓延。目前這種局面，1949年以前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樣面對過。許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國人對中國農民的悲慘景況已經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農村同樣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80%農村人口的收入在農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國相當一部分農民實際的生活狀況恐怕遠遠惡劣於我們的想像。可悲的是，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對這種情況相當麻木。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混亂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難以治癒的犯罪浪潮在等待著我們。給予中國自由市場改革以公正的起點，就首先要給予中國農民的市場參與以公正的起點。從80年代中期中國城市改革停滯後，中國農民就一直在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價。如果我們對中國經濟將來較長一個時期的悲觀預期準確（我以為，只有這樣的態度才是嚴肅的。因為即便我們聰明絕頂，我們也不可能永遠順風順水），未來幾年，中國農民問題就極有可能達到一個臨界狀態。從這個角度出發，捍衛農民的權利，就是捍衛中國的自由市場改革。 隨著權力資本的日長夜大，以及權力資本所支配的掠奪體制的高速運轉，與農民同時被拋入困境的是中國的城市貧困階層。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層的隊伍正在不斷擴大。能夠清晰揭示這種趨勢的是，中國的失業率一直在不斷攀升。雖然官方一再以玩數字遊戲的輕浮態度來對待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一般的估計，中國的城市失業率已經高達20%以上。走進中國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們就會發現，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成員在遭遇失業的困擾。已經有很多家庭出現了老人們用退休金供養下一代的反常情形。 我們判斷，從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之後，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即從對增量財富的爭奪轉移到對存量財富的爭奪，這是一場秘而不宣的戰爭。這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總量增長開始遇到瓶頸，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極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許多對中國現實生活比較敏銳的人們，早就感受到了這種不祥的氣氛。如果這個時候，中國政府將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大幅矯正中國改革極度扭曲的分配機制，從而重塑中國的改革動力，中國的漸進改革或許真的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經典。但很明顯，中國政府對這種信號缺乏應有的警覺。這與中國漸進改革一路走來的機會主義路線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1989年之後，中國領導人將其統治的合法性完全與經濟增長速度等同起來，這被通俗的叫做：發展就是硬道理。在中國領導人眼裡，沒有增長速度就沒有合法性，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為：沒有7%或8%以上的速度就沒有合法性。90年代中期之後，這種幼稚的執政思路幾乎成了中國領導人唯一的政治智慧。但人們現在看得很清楚，這明顯與中國社會的真實脈動不相吻合。基於上述判斷，我們推測，在下一個階段的存量財富的爭奪中，還會不斷有人成為權力資本的犧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個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產階級。一個以壟斷權力為基礎的掠奪體制是很難自我約束的。對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僥倖心理。明乎此，我們就明白了中國下一階段改革的關鍵。如果將現在的中國嵌入一個更加久遠的歷史背景中來觀照，我們就會發現，當今的中國與19 49年之前的中國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一個數量龐大但困苦不堪的農民分佈在中國廣袤的內陸，幾個以外國資本為主但卻佔據了GD P絕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離開了土地而又無法在城市棲身的流動人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回游動，一個僅僅代表官僚和官僚資本利益的政治權力結構，一個被深入骨髓的腐敗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財政體系。這個奇特的組合又一次出現在了我們正在發生的歷史中。而這個組合之間無法化解的緊張和衝突，正是中國上一個世紀屢屢導致悲劇的根本原因。每一個時代的大眾都總是以為自己在開創全新的未來，但經常，我們不過是在重複歷史。想要掙脫歷史的宿命，人們就必須首先洞悉面前的陷阱。 三、危機和可能的未來 中國會發生危機嗎？或者問，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會成為危機的輸出國嗎？回答是，是的，中國已經具備發生一場大規模危機的所有要件。誠如前述，中國的改革是以權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為動力的，與此相對應，其經濟增長也是政府主導型的模式。這種模式的弊端在於，它是以民間社會的長期萎縮為代價的。一旦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減弱，在相當長時間裡，民間社會將難以填補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長期的衰退或增長型衰退，注意，是長期而不是短期。因為在這種模式中，我們大概很難看到通常意義上的經濟週期。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日本頗為神似。就像日本在90 年代後經歷了長達10年的衰退一樣，中國也同樣可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長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種衰退開始的時候，中國經濟要比日本脆弱得多。這種脆弱由於中國社會矛盾的長期壓抑和積累而顯得分外突出。如果中國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資源——經濟增長，開始流失，那麼，經濟增長與賴以推動經濟增長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現難以逆轉的負反饋：政府越是沒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難推動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越緩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徹底。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已經處於普遍的失范狀態，社會自我維持和自我修復的能力蕩然無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沒有，也僅僅在在極小的程度上發揮作用（比如說，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現存秩序完全是建立在國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嚇基礎上的剛性秩序，這對於一個人均資源匱乏、處於轉軌中的大國來說，是非常可怕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合法性的喪失就意味著秩序的全面崩解，個人、組織、國家之間的聯繫就可能被仇恨和貪婪撕裂。那麼，中國會發生危機嗎？簡單的答案是：是的。在過去的很多年裡，這個話題已經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實卻一再否定了這些先知般的預言。難道，所有這些預測都錯了，而僅僅是某些「敵對勢力」的一廂情願嗎？不，所有這些預測都看到了中國的問題，這些問題依然在那裡，甚至比從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國一句古老格言所揭示的那樣，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國，GDP就是這個「水」。只要「水」漲的跟水下的石頭一樣快，石頭就不會冒出來。但現在，「水」的漲勢正在放慢，而水下的石頭卻開始瘋長。所以，中國的危機恐怕已經只是時間問題。而對於我們，重要的是要搞清楚：這個危機將從哪裡開始？以什麼樣的方式發展並怎樣影響中國的未來？在我們的視線中，在未來幾年，可能引發危機的一些重要線索正在逐漸清晰。 1、金融危機 按照正常的商業標準，中國的國有銀行早就處於破產狀態。無休止的壞帳和普遍的腐敗已經將銀行可憐的資本金吞噬一空。但諷刺的是，中國的銀行不僅沒有垮掉，反而在受到獎勵。人們仍然在將自己的辛苦所得源源不斷地投入這個巨大的黑洞，而這（新增存款），正是中國的國有銀行能夠苟延殘喘的唯一法寶。這種現象讓許多人迷惑不解。雖然許多人有意無意將此歸功於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但很顯然，這並不是問題的真相。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在一個受到嚴格資本管制的國家會有大量的資本外逃。在最近幾年中，中國資本外逃的數字甚至超過了資本流入。所以，對這個現象的最好解釋只能是：人們並非太信賴政府，而是太依賴政府。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除了將錢存入國有銀行之外，普通存款人沒有任何其他存放財富的途徑。但是，這種反常的現象肯定維持不了多久了。外資銀行的介入將會給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以致命一擊。這些勢力強大，信譽良好的外資銀行很有可能斷掉中國銀行業賴以苟活的最後一滴奶水。在事關自己財富安全的問題上，我們一點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時看上去非常愚鈍的中國儲蓄者。他們將會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學會選擇那些更安全、更可行的儲蓄辦法。對於這種結局，中國的國有銀行如果寄望於存款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和對銀行業務的無知，大概很不現實。根據現有的入世時間表，外資銀行直接經營個人人民幣業務的時間已經迫在眉睫。所以，我們預計，在3到5年時間中，中國的大城市中將會出現擠兌中國國有銀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話。這種具有極強傳染性的金融恐慌征一旦出現，就有可能火燒連營，勢如卷席。對於中國銀行業來說，這既是開始也是結束。當然，這不僅僅是中國銀行業的災難，更是政府信用的災難。人們看到，在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現體制正在越來越隨意地揮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們推測，銀行的破產將可能是壓垮政府信用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政府無力也沒有足夠信用對這些國有銀行進行重整的情況下，外資銀行部分接替中國政府的角色來進行這項工作將是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的可能選擇之一。由於外匯的嚴格管制，中國雖然成功避開了亞洲金融危機對其金融體系的衝擊，但導源於內部的金融危機的風險正在急劇升高。現在就可以印證這些趨勢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銀行倒閉案已經時有所聞。 2、城市下層階級的大規模騷亂導致的流血事件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遍及城鄉的抗議事件不斷發生。由於農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國改革這一階段主要的受損者，所以這種抗議事件多數分散地發生在這些政治邊緣地帶。然而隨著中國改革受損者的增多，這種抗議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趨勢。最近大慶油田以及遼陽所發生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就是這種趨勢的明證。與90年代所發生的抗議事件不同的是，最新發生的這些抗議事件已經具有了明顯的組織性和持續性。這一點，從最近發生在東北遼陽的大規模示威中我們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人們看到，這次示威是七個國營企業的職工聯合舉行的，很顯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組織和工會領袖在領導。而大慶油田所舉行的工人示威則突出說明了，中國改革的受損者，已經波及到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這是中國領導人為了維持穩定所要極力依靠的對象。改革危及這批人，不僅表明中國政府保護能力的減弱，也同時表明中國的社會運動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跨行業，跨城市、有著明確政治訴求的工人運動可能成為這一階段中國社會運動的主要景觀。就像 90年代末期的「FLG」現象所表現出的耐力一樣，這些新型的工人運動將不大可能滿足於一廠，一城市的規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條件，它們就可能與其它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提出系統和持續性的政治和經濟綱領。到目前為止，大慶和遼陽的工潮已經持續了十幾天。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鎮壓，這次工人運動所顯示出的生命力相當罕見。由於這些以大城市、大企業為基地的工人運動，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肯定將採取小心翼翼但卻強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謂將「不穩定扼殺在萌芽狀態」。但百密一疏，如果這種大型抗議發生得過於頻繁，就總有擦槍走火的時候。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局面就會變得非常難以控制。因為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擠滿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這些人長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層，受到現體制與城市人口的雙重歧視，對現狀的憎恨比城市工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參與將特別容易將工人的街頭抗議運動引向大規模的城市騷亂。作為政治權力中心，中國的大城市集中了當今中國最令人生厭的腐敗，集中了當今中國刺眼的貧富差距。在某種意義上，這兩者往往就是一回事。所以，中國的大城市實際上也集中了當今中國猛烈的騷亂能量。當這些平時我們根本就視而不見的沉默人口突然擁擠在街頭時，那些在人數上遠遠被誇大了的中產階級就會驚奇的發現：原來我們的生活中還有這樣一批人。最近一段時期，中國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緒似乎正在上升。在許多地方，警察查驗身份證件的頻率已經達到了相當反常的程度。 3、由農業危機引發的人民幣貶值及其連鎖反應， 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在吹噓自己可觀的外匯貯備，宣揚人民幣匯率的穩固性。許多經濟學家也在以他們從來就不精確的專業知識在論證這一點。但匯率決不僅僅取決於一國的外匯儲備，甚至某些情況下根本就不理會外匯儲備的多寡而變動，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現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貶值，就是在其外匯儲備相當充足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提醒我們，中國的外匯儲備並不是那麼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幣不貶值的充分理由。如果說人民幣貶值對大多數行業來說，影響只是多或少的話，那麼對於中國農業來說，就可能是一個生或死的問題。對此，中國總理朱熔基先生有很清醒的認識。就在去年，也就是中國加入 WTO的前一年，中國進口的大豆已經從1998年的100萬噸上升到1400萬噸，這相當於中國全年的總產量。而由於人民幣的長期高估，中國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已經大大高於國際市場價格。這種情況使本來已經十分疲軟的農產品需求更加低迷。描述中國農民最新困境的所謂「新東北現象」正在為這種黑暗未來拉開序幕。中國農民已經為中國改革承擔了高昂的代價，即便進一步的打擊不至於引起他們大規模的反叛，也肯定會深深刺痛中國社會的神經。雖然農業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無足輕重，但農民——大面積流離失所的農民，將成為執政者在危機關頭最優先的考量。從短期看，舒緩中國農民痛苦的唯一可行的經濟手段，就是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直至中國農民的情況達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中國的農業專家估計，人民幣兌美元如下降到1比10左右，就能夠在短期內基本緩和中國農業的困難。如果中國農民的情況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人民幣的貶值恐怕就是一個必須考慮的方案。但正如中國領導人所擔心的那樣，人民幣貶值同時會帶來一系列他們不願意接受的後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資本外逃和短期資本流入的劇減。這一增一減，將是一個對中國經濟有巨大影響的數字。凡是瞭解中國沿海省份情況的人，就該瞭解中國經濟對外國投資已經形成的高度依賴。沒有外資的持續注入，中國經濟的高速列車就有可能緊急剎車。而資本流出，經濟放緩將反過來來強化已經形成的趨勢，導致惡性循環。而最糟糕的結果是，就像通貨膨脹一樣，貶值一旦開始，貶值的幅度就很難加以控制。難以控制的貶值對政府信用的打擊將同樣難以控制。在中國，國民對政府信用某種犬儒主義式的依賴，一直是政府掌握局面的最後一道屏障。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寧願頂住中國農民沸騰的民怨，卻堅守人民幣匯率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可以預計的是，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中國農民已經無法進一步被犧牲。因為他們已經一無所有。所以，在不遠的將來，中國領導人將被迫在增長速度與農民利益之間作出選擇。在這裡，似乎沒有太平衡的路線。但我以為，作為一個明智的領導者，在弱者的生存與強者的發展之間，必須選擇前者。但這肯定會遭致一系列不測的連鎖反應。
[ 第五章 弄虛作假之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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