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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漫漫上訪路
享受冷漠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這是共和國第四十五個誕辰。到處是歡歌笑語，到處是火爆的鞭炮聲，安徽省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村民王俊彬，卻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這裡是河南省沈丘縣留府鎮李大莊，雖然離他的家鄉只是近在咫尺，他卻是有家不能歸。
臨泉縣公安局於兩個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達了《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雖把他的名字都給寫錯了，但他十分清楚，隨著這個《通知》的到處散發，他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的同時，也被剝奪了聲辯權，他已不可能再回臨泉縣申訴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訴無疑等於自投羅網，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讓他感到傷心、震驚的是，二十多天之前，臨泉縣紀檢委又做出了《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
他帶人找黨的上級組織，要求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其後果卻是開除出黨!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事情走到這一步，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農民，不僅面臨著物資匱乏的困擾，還將承受著從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壓力。雖然農民有許多話想說，可是讓農民說話的渠道並不暢通，民意和民情還無法能夠得到正常表達，難怪一些地方有的農民不得不將早已「站起來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採取古人「冒死攔轎」的辦法，在公路上攔截領導的車隊喊冤。
「文革」結束那年才六歲的王俊彬，是在鋪著陽光的新時期的大道上無憂無慮地走過來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開放，就是民主與法制。十八歲那年，高中還沒畢業呢，他就響應祖國的召喚，走進了軍營，從此又多了幾分軍人的奉獻精神。特別是當他在黨旗下莊嚴地舉起右手，向黨宣誓，更懂得隨時隨地維護黨的決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個共產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顯然不會像有的農民那樣向誰屈膝下跪，他認為民主的權利不是靠誰恩賜的，他當然也不會去幹出那種「冒死攔轎」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麼都喪失了，惟獨沒有喪失的是民主的權利。
他要申訴。
雖然他還並不清楚向哪一個具體的部門主張自己的權利更為合適，他卻毫不猶豫地在紙的上端寫出「訴狀」二字。
儘管他知道被申訴人一般只應該是部門的法人代表，一個黨的縣委書記不可能成為被告，但他不管這些，依然堅定不移地在「被申訴人」下面，寫上張西德的名字。他認為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在那起性質惡劣的「白廟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
臨泉縣隸屬被稱作安徽「西伯利亞」的阜陽地區。這是飽經歷史滄桑的一塊土地，黃河無數次溺辱過它，留下了無邊的淤泥沙土，成為著名的黃泛區。當年劉鄧大軍突破敵人的黃河天塹防線，千里挺進大別山，就是從這裡殺出一條血路，揭開了解放戰爭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樸的臨泉人民，憑著勤勞的雙手，正在改變著家鄉的面貌，但由於人口的眾多，一個小小的平原縣，竟擁有一百八十多萬人，堪稱「華夏第一縣」；再加上交通閉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遠近聞名的貧困縣。王俊彬就出生在這個貧困縣最貧困的白廟鎮。
我們是事隔六年後的二OO一年的冬天走進那片土地的，那裡的貧窮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過去，沒有一家鄉鎮企業，田裡種的全是清一色的大蔥和大白菜，很多年以來，這裡的農民就靠種大蔥和大白菜為生。在村莊旁邊不遠，有一條公路直通外省，路兩邊到處是堆積如山的大蔥，等著過往的司機順便買走。我們一問價錢，不免吃了一驚，一斤僅賣六分錢，一板車蔥也就抵個兩三元錢；大白菜價錢稍微好一點，也只賣到一斤一角錢。然而，就是這麼便宜的蔬菜，種菜的人還捨不得吃。我們進村的時候，看見一個三十歲上下的農民端著碗蹲在門口吃飯，碗裡只有飯，沒有菜，我們問他，這麼便宜的大白菜為什麼自己不炒點吃，他說了一句令我們心酸不已的話：「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賺了一毛錢嗎?」
二OO一年的白廟尚且如此貧窮，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聽他們介紹，那時白廟鎮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說，每人每天的收人不過八毛錢，誰都知道，這將意味著什麼?儘管已經貧困到了這個地步，縣、鎮、村還是層層加碼，不斷地把各種各樣的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強加到村民的頭上，而絕大多數的村民對這種巧取豪奪卻只是敢怒不敢言。
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東和王洪超，他覺得總要有人敢站出來替大伙說句公道話。王向東和王洪超，也都是村裡思想比較活躍的年輕人，特別是王洪超，提到亂攤派，他就惱得直摔頭，簡直就是深惡痛絕。 、
王洪超的岳父是鄉村中比較有商品頭腦的精明人，除了種莊稼，農閒時就走村串鄉去賣老鼠藥，這行當成本不多，收入卻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種莊稼日子過得太艱難，就跟著岳父去賣老鼠藥。一天，正趕在王洪超外出賣藥，村支書高建軍帶著苛捐雜稅的突擊隊，大呼小叫地摸上門，每家要收六塊錢的「建校費」。村裡學校校舍好好兒的，沒有一間危房，怎麼又冒出個「建校費」呢?王洪超的母親想不明白，也掏不出這六塊錢，就說：「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話音剛落，高建軍搬起電視機就走。王母一看，忙追出門說：「家裡沒人，你們這麼搬東西，合來不合來呀?」她說的是當地話，是在查問村支書這麼干「划算不划算」。
因為高建軍與王洪超還有一層親戚關係，她想不到高建軍當上了支書就會幹出這種翻臉不認人的事來。誰知，高建軍理也不理，揚長而；去。
王洪超後來知道村支書抱電視機的事，氣得直罵娘。
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人一合計，決定先去鎮裡討個說法。當時，他們三個人想得都過於簡單：既然有黨的「減負」政策，就應該不折不扣地執行。再說向上級機關反映下情，這也是《憲法》賦予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
他們差不多是懷著無比信賴的心情，去找鎮黨委書記韓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去尋求組織上的幫助的。他們永遠記住了那個日子：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讓他們刻骨銘心，在鎮黨委辦公室，他們終於懂得了什麼叫「推諉」，什麼叫「糊弄」，什麼叫「對人民群眾感情麻木」。
鎮黨委書記韓春生的不聞不問，助長了村支書高建軍的肆無忌憚。當高建軍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電視機的事情也告到了鎮裡，惱羞成怒，不僅拒不歸還，還再次明目張膽地闖進王家，又推走了他家一輛自行車。
欠交所謂的六塊錢的「建校費」，竟然抱走一台電視機還覺不夠，又推走人家自行車，這事顯然做得太過分，一下激起了公憤。於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來。紛紛向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提供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的人證物證。
我們在王洪超家就見到過當年村民們的三份證據。一份是蓋有「臨泉縣白廟鎮人民政府』：大印的「農民負擔稅費卡」，卡上承包耕地的畝數明顯有改動的痕跡，而且，是一改再改，由最初的「六畝四七」改作「六畝八五」，塗抹了之後，又寫成「六畝八七」。塗改承包耕地畝數的目的，不言而喻，是為提高「農業稅」、「農林特產稅」、「耕地佔用稅」以及其他各項應交的稅金。至於卡上填寫的「村提留」和「鄉統籌費」的數字，更是叫人霧裡看花：兩組十四項「應付費用」款，數字是十分具體的，但其中的依據是什麼?為什麼要村民交這麼多?誰也說不清。總之，十四項錢款加起來，應該是九十三元一角整，「合計」欄裡也是這麼填寫的，卻不知為什麼，又用紅筆給槓掉，改成了九十一元五角六分。在另一份蓋有「臨泉縣白廟鎮邵營村民委員會」大印的「農民承擔費用收款收據」上，「鄉統籌村提留」的九十三元一角整，又變成了九十一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錢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還在這份收據的空白處寫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據為準其他單據作廢。」就是說，再加上「應交」的稅金，這戶農民總共就交了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於諷刺意味的是，這戶農民提供出的又一張油印的「邵營行政村農戶一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單」，無疑應該被看做是「作廢」的「其他單據」，「通知單」上通知午季必須交納的竟是一百八十四元零一分!他「承包耕地」的數字不僅又變成了「六畝八八」，應交稅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變成了一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一份「稅費卡」，兩本不同的賬。一本是要村民如數交納的，一文錢不能少；一本是寫在紙上專門給上邊來人檢查用的。掩耳盜鈴，欺上瞞下已經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們提供的這許多證據，更堅定了上訪的信心。由於鎮裡對村幹部的問題極力包庇，他們不得不「越級上訪」，這以後就找到了縣裡。
使他們大感意外的是，在縣裡，他們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於是，三人橫下一條心，決定去找一把手。
「我們要見張西德同志。」他們認為，縣委書記是全縣黨組織中最高的領導，黨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會看著下邊公開違背黨的減負政策不管不問的。
但是辦公室的同志詫異地抬起頭，發現闖進來的是幾個農民模樣的年輕人，很不耐煩地說：「知道張西德是誰嗎?」
「縣委書記呀!」
「你們是哪裡的?」
「白廟王營的。」
對方一聽就奚落道：「縣委書記也是你們隨隨便便就可以見的嗎?王營村的事，你們應該找白廟鎮黨委和政府去解決。」
「可是鎮裡不問。」
「他不問，你們就來找縣委書記?如果全縣所有村都像你們王營，有事沒事就跑到縣裡找書記，這縣委書記還能幹嗎?」
三個人全傻了眼。
王向東的腦子來得快，忍不住地問：「鎮裡不管，你說不找縣委領導找誰?」
對方一下站了起來，衝動地扇著兩臂，像轟趕一群鴨子似的大聲喊道：「去去去，我們還有事!」
有著幾分心計的王洪超，一直沒言聲，這時冷靜地說道：「我們要求縣委落實中央『減負』的政策!」
「誰不給你落實，你去找誰!」
「我們就找張西德書記!」王洪超聲音不大，卻說得十分堅定。
「不行!」
「為什麼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從縣委大院走出來的時候，三人的臉色都十分難看。王洪超後來談到走出縣委那一瞬，他強烈地感覺到，原來心中一種最聖潔的情感，忽然間被人粗暴地玷污了，他痛苦極了。
回村後，村民們湊在一起開了個會。大伙都覺得，既然三個人去縣裡反映問題，勢單力薄，得不到重視，那就各家各戶能去的都去。這以後，王營村三百多村民一齊出動，坐著十幾輛農用車和四輪拖拉機，浩浩蕩盪開進縣城。
然而，人多勢眾，不但於事無補，反倒引起縣委更大的反感，說他們這是在「聚眾鬧事」。幾次受挫之後，村民們感到，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在臨泉縣已毫無解決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找地區，二是去省裡，再就是直接進京。去地區和去省裡，不少人都表示心中無底，因為無論地區還是省裡，都與臨泉縣委和縣政府有著太多的聯繫，不能說他們就一定會是「官官相護」，但把上訪的材料層層下批，最後又批到被上訪人手裡的事，卻是完全可能的，這樣的故事，當今的報紙、廣播、電視上已屢見不鮮。假如是那樣，人家指個兔子叫攆，一圈攆下來，不說村民們的時間和精力賠不起，也沒有那些錢朝外拿呀!
大伙七嘴八舌，各抒己見，到了後來，意見就漸漸集中起來，這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去找黨中央、國務院!因為，減輕農民負擔的好政策就是黨中央、國務院制定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同咱底下農民的心貼得最近!
當然，大家也都知道，這樣「越級告狀」，將會承擔很大風險。一個嚴峻的事實是：進京上訪，反映白廟鎮和王營村的問題，客觀上看，告的卻是臨泉縣的「黑狀」。至少說明，臨泉縣拒不落實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是給黨抹了黑，是為國家添了亂。縣委書記張西德對此絕不會善罷甘休。
提到張西德，大伙在臨泉縣的電視上早就熟悉了：五短身材，說話愛揮手；做報告的稿子可能是秘書們給寫的，文辭還可以，可他一到脫稿講話時，就沒有了一點文雅氣，說的話跟個粗人沒啥兩樣。一次會上，在強調計劃生育不准超生的時候，張西德竟揮著拳頭信口開河道：「我寧要七個『墳頭』，不要一個『人頭』!」說得大家全伸舌頭。這句充滿殺氣和血腥的話，被流傳得很廣，誰聽了，誰脊背發涼。
總之進京上訪，前途難卜，誰有能力有膽識擔當此任呢?
大伙心裡當然全清楚，只是誰也不忍心先開口。推選進京的代表時，村民們一雙雙充滿期待的目光，都不約而同地注視著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個年輕而又有文化的後生。
感受溫差
一九九三年年尾最寒冷的一天，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經過簡單的準備，把收集上來的「三亂」證據小心地整理停當，就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當三人第一次步入北京車站的月台，一種受了委屈的孩子終於來到母親懷抱的衝動，使得他們異樣的激奮。他們多麼想去看看魂縈夢繞的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看看雄偉壯觀的英雄紀念碑和金水橋畔的華表、看看中南海的紅牆啊，但是，他們知道大伙湊出的這點上訪經費來得太不容易，一角一分都必須花在當緊的地方。
在中辦國辦信訪局，他們受到熱情的接待，沒有想到事情的進展會如此順利，不免有點兒受寵若驚。接待的同志認真聽取了他們的情況反映，還就他們提出的問題，允諾將很快給安徽有關部門發去專函，促成這事的調查處理。
北京如此嚴寒的氣候，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沒有碰到過的，迎面捲過來的又冷又硬的風，直扎肌骨，但三人的心裡卻都像揣進個騰騰燃燒的火爐子，打心裡往外冒著熱氣。
「既然來了，」王洪超說，「能找的地方咱都找一找，不枉此行。」
於是三人一路問過去，又跑了一趟國家農業部。
在農業部的信訪接待站，三人就像回到自己家似的感到親切與溫暖。接待站的同志聽了他們反映的問題，看了他們帶去的證據，當場就明確表態：白廟鎮和王營村的做法是錯誤的。並主動為他們開出介紹信，要他們回到安徽後，拿著這封信直接去找省農委的一個單位。
信訪接待站的同志一直把三人送出大門，還送了一本《減輕農民負擔勞務管理法》的小冊子，分手時，竟突然感慨了一句：「上面三令五申，下邊照樣胡搞，怎麼得了!」一句話說得三人的心不由一熱。
儘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們都沉浸在無比的亢奮與激動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奮與激動的同時，又有一種異樣的酸楚，不時會從心裡毫無準備地冒出來，破壞著他們的好心情。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當時三人都說不清，此刻，列車遠離北京了，他們才恍然大悟：北京雖好，不是屬於他們的，他們畢竟是臨泉縣白廟鎮人，他們的命運更多地還是掌握在臨泉縣縣委書記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廟鎮王營村個別人的手裡。
只要他們還從屬臨泉縣白廟鎮的權力磁場之內，縱使遠離千里萬里，也逃不脫任人宰割的命運!
車過黃河以後，三人似乎都無話可說了，可誰也睡不著。整整一夜，他們就這樣枯坐著，似乎什麼也沒想，一直無聊地聽著腳下車輪與鐵軌忽輕忽重的碰撞聲，這聲音，在寂靜的夜裡，聽起來竟是那樣震撼人心。趕到天都大亮了，三個人才昏昏暈暈地有了倦意，不過省城合肥卻已經到了。下了車，顧不上休息，三人就按農業部介紹信上寫著的單位，找到了安徽省減輕農民負擔領導小組辦公室。
省減負辦的同志聽了三人的陳述，十分重視，也覺得問題嚴重，當即寫了一封態度十分明確的函，希望他們親自交給臨泉縣減負辦。臨分手時，也送了一本他們自己彙編的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中央歷次做出的具體規定。 ·
走出農業廳大樓時，三人在京曾有過的那種亢奮與激動，再次溢滿了胸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識地回頭看看這座已經相當陳舊的建築，心中油然蕩起一股感激之情。
在合肥期間，他們還找了一趟省紀委。省紀委接待的同志也相當重視，希望他們放心地回去，這事，他們會過問的。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再次走進臨泉縣委辦公室。他們出示了國家農業部和安徽省減負辦的有關信函，這一次，辦公室的人沒有再刁難。顯然，這時的臨泉縣委，已經接到中辦國辦信訪局的公函；縣委書記張西德，也知道了白廟鎮王營村村民代表把他們告到北京的事。他笑容滿面地走了出來，並當場給白廟鎮黨委、鎮政府寫了個便條。寫道：
「邵營行政村王營自然村群眾上訪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請努力做好工作，抓緊時間將多提的款全部如數退給群眾。」
三人接過縣委書記的條子，認真看了看。因為字比較潦草，有的字寫得也不規範，看了一會才鬧清上面的內容。不過，又好生納悶：「多提的款」，這是個什麼概念?作為黨的一級組織的負責人，為什麼不能夠像中央、國家機關以及省減負辦那樣，按照黨中央文件規定的精神，指出這件事的嚴肅性?既然下決心要鎮裡解決，為何不通過組織的程序，而是隨手寫了個白紙條子交於上訪群眾?再說，「群眾上訪」了這些日子，三番五次地來找縣委，縣委就是裝聾作啞；如今，上邊批下來了，馬上「笑臉相迎」，既然如此，何必當初呢?
不管怎麼說，從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開始上訪，到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縣委書記「簽字畫押」，前前後後折騰了八十九天，總算看到了結果。當村民們聽說張西德書記表態將「多提的款全部如數退給」，一個村子頓時沸騰了。
可以想到，白廟鎮黨委書記韓春生；鎮長馬駿看到張西德的「手諭」，心情是何等複雜。他們當然清楚這件事情的性質。鬧到這一步，不用說，是他們為縣委、縣政府捅了婁子。不過，村民們拿到的，畢竟只是一張白條，細細揣摩，他們既從張西德的「群眾上訪要求退多提留的款」一句中聽到了不滿，卻也從「請努力做好工作」這句話上讀出了縣委書記的無奈。
白廟鎮不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不行了。這時，縣紀委在地區紀檢委的督促下，也組成了調查組開進白廟鎮，對鎮村「減負」的問題立案調查。其實，只要查，許多問題都是明擺著的。縣紀委調查組只是查了一下鎮村兩級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統籌」的賬，就發現了十一萬多元的農民負擔問題。王營村的村民代表在幫助村裡的自查中，不但發現村裡的財務管理混亂不堪，經費的開支也極其隨便，莫名其妙的單據太多，還發現鎮裡隨意平調或挪用村裡的提留款及集體資金也十分嚴重，甚至將鎮村兩級的調款情況，合做在一張表格上，僅「一九九三年秋季調款」，查出的明明是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元，但到了「調款表格」上，竟然就變成了三萬三千七百六十元四角六分，這一筆，就隱瞞了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鎮村幹部徇私舞弊的惡劣行為，引起王營村廣大村民極大的憤慨，但是，從縣委書記為村民代表寫出便條算起，在長達六十二天的時間裡，行政村只退回給村民點「皮毛」，而且，在此期間，發生的兩件事，就不能不讓王營村村民甚感不安。一件是，領頭上訪的王俊彬，此前一直為鎮的土地管理所聘用，這當兒被突然解雇；再就是，王向東和王洪超接到鎮裡的通知，要他們去鎮機關「清算賬目」，二人剛進鎮政府的大門，就被早有準備的機關人員一頓毒打。
退款不過是虛晃一槍，打擊報復卻動了真格的，王營村的村民們，忍無可忍，又一次集合起幾百人的隊伍，找到縣城，要求張書記履行他給大家的承諾。
張西德一看來了這麼多村民，而且帶有明顯責怪的口吻，首先就變了臉，再不提如數退給加重農民負擔的那部分錢款的事。他的話一下就變得十分嚴厲，也很難聽：「有本事，你們只管狠狠地鬧，我就是不給你們處理!」
村民們問：「這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嗎?」
張西德越發火冒三丈地說道：「有本事你們就往上找!」
張西德顯然早失去了忍耐性，他高聲大嗓門地喊道：「你們儘管給我鬧，鬧得越大，我才越好處理!」
村民們百般無奈，於是又去找縣紀委。因為縣紀委曾經派出過調查組，並且查出了白廟鎮和王營村「提留統籌」上的不少問題。可是，紀委書記李樹成聽說下面就是不願清退多收的錢款，也無可奈何地說道：「我讓他們退，他們不退，我又有什麼辦法?」
主管一個縣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書記，對下面幹部的胡作非為感到無能為力；統管全面工作的縣委書記又是這樣蠻橫不講理，村民們感到難以理解，也感到十分氣憤。
不過，這時候王營村的村民代表，已經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他們表現得十分冷靜。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個人下了也許是這輩子最大的一個決心：一定要和這些對黨的政策陽奉陰違的人鬥爭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從縣城回來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一個足以使全村人不寒而慄的消息，這消息，是白廟鎮派出所的指導員施燦洲透露給他的，王洪超同施燦洲私下交情不錯。這年三月三十日這一天，施燦洲把他拉到一邊，悄悄給他打招呼：「你不要再插手上訪的事了。」還用了當地一句土話，叫他「趕快『薅手」』，意思是說「趕快收手」；並嚴肅地提醒道：「馬上要抓人!」
當時，王洪超心中一驚。他知道施指導員不是和他開玩笑，也不是在嚇唬他。他一點不敢怠慢地就把這一消息告訴了王向東和王俊彬。
王俊彬和王向東聽了似信似疑，卻也不得不馬上通報給廣大村民。
一時間，王營村籠罩在一種莫名的恐怖之中。
村民們自發地組織起巡邏隊，以防不測；王洪超乾脆把村子裡的廣播喇叭安在了自己家的院子裡。
村民們雖然思想上有了準備，卻沒有想到「抓人」的這一天來得這麼快。
天高皇帝遠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已是十一點多鐘了，這在有著夜生活的城市裡或許不算太遲，但在這偏僻的王營，村民們差不多全都熄燈上床了。就這當兒，一輛客貨兩用車鬼鬼祟祟開進了村。
車在村西頭悄然無聲地停下之後，打上面跳下五個人。事後才知道，他們分別是白廟鎮派出所指導員施燦洲，民警王樹魁、張復春，治安隊員王俊和劉凱。他們交頭接耳一番後，五人就行動詭秘地向村中摸去。
他們的出現，立即引起巡邏的村民的注意，於是遠遠地尾隨著。後來發現這些人，盡在領頭上訪的幾個村民代表家的門口探聽動靜，有幾次竟試著上前推門，這更引起村民的警惕，就跑去敲王洪超家的門，邊敲邊喊：「村裡來了幾個偷偷摸摸的人!」
王洪超的小孩他姨李莉，當時正住在王洪超家裡，門外的響聲首先把她驚醒了，她一個機靈從床上爬起來。聽說村裡來了偷偷摸摸的人，衝到放有廣播器材的房間，打開開關就喊起來：「王營來賊了!王營的老少爺們，有叉的拿叉，有棍的拿棍，不要讓他們跑了!」
夜深人靜，廣播的喇叭聲立刻把一村人驚醒了。聽說村裡來了賊，一個個飛快地穿衣下床，操起傢伙就奔出了門。
驟然響起的喇叭聲，首先就把跟來的兩個治安隊員嚇壞了，知道這次的秘密行動被暴露，村民們最恨的就是跟著幹壞事的治安隊員，罵他們是「二鬼子」，一旦被村民們逮住了，派出所的公安人員還好講，他們可就慘了，於是二人便像一對受驚的兔子，奪路而逃。派出所指導員施燦洲，聽到響聲，料定事情不妙，連丟在村頭的車子也顧不上了，立即調轉身子，高一腳低一腳，摸著黑，慌不擇路地也朝村外遁走。
民警王樹魁、張復春以及司機趙燦龍因為躲避不及，最後被村民們一個個分割包圍。
村民們喝問道：「你們是哪裡來的?幹什麼的?」
一個民警說：「我們是瓦店的……」
另一個民警說：「我們是……黃嶺的。」
三個人竟有了三樣說法，這自然更引起大伙的懷疑。
王營村地處安徽和河南兩省邊界，王營小學校長王天基住的村西頭，屋外的小路就是河南省沈丘縣和安徽省臨泉縣兩省兩縣的地界，有人說王校長的孩子出門撒泡尿，就澆濕了兩個省和兩個縣的地皮。處在這麼個偏僻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帶，突然冒出三個來路不明之人，三人又是三樣說法，其中還有穿警服的，這就不能不格外引起村民們的警覺。懷疑這是一夥利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乘著深更半夜冒充民警暗中打劫的刁徒。
村民要求每人拿出證件來證明自己的身份。這一下，三個人變得越發緊張起來，趁著混亂，落荒而逃。這一逃，村民就覺得問題更大，當然更不能放過，當即追了上去。
三個拚命逃竄，的人，因為沒有村民們的路熟，眼看難以逃脫了，這時；穿警服的索性站住了，從腰間拔出手槍來，指著追到面前的村民凶狠地喝道：「不許動!再追，我可就開槍了!」
村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情況嚇了一跳，紛紛站住。 ，
正在狂奔的另外兩個人，發現村民站住了，也就停了下來。
村民們人多勢眾，面對槍口並不怕，倒是更加肯定這是一夥乘夜打劫的刁徒。情況明擺著：既然謊稱是「城絲綢廠」來王營「聯繫業務」的，城怎麼就變出手槍了?如果真的是民警，又為什麼要說是「城絲綢廠」的人?而且，不敢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身份?再說幹嗎要逃，慌慌張張連個汽車也不要了?
村民盯著司機問：「你們究竟是幹什麼的?」
司機吞吞吐吐不敢說。
村民們不再懷疑了，他們首先採取了自衛，上去解除了對方手中的凶器對大伙的威脅。他們甚至認為，對準大伙的這支手槍，和那套警服一樣，肯定都是假的。幾個村民撲上去，就把對方的槍支打掉了。接著，憤怒的村民對他們認為是打劫的刁徒一頓痛打。
直到嘗到了苦頭，司機趙燦龍才說了實話：「他們的確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輛儀征車，給了我十塊錢，一盒渡江煙，叫我開車來抓人。」』 說著，忙把口袋裡的十塊錢和一包煙交出來，求村民們放他一碼。
村民們聽說這其中真來了抓人的民警，忙問王樹魁和張復春，二人只得坦白：「我們是白廟鎮派出所的。」
村民一聽，炸了營：
「你們憑哪一條來抓上訪代表?」
「抓人為啥偷偷摸摸?」 。
「你們明明是白廟派出所的，為啥要說是『瓦店』的、『黃嶺』的、『城絲綢廠』的；為啥一追問就逃?」
問得兩人一時語塞。
村民們顯然不會放過：「說!」
一個小聲解釋：「我們是來抓賭的。」
一個卻說：「我們是來巡邏的。」
這麼一說，更糟糕。來抓賭，為什麼專找村民代表的家，顯然不能自圓其說；說是「巡邏」，就更是睜著眼說瞎話了。因為從解放的那一天算起，四十五個年頭了，王營村的父老鄉親們，壓根兒就沒見過派出所的公安人員啥時下鄉巡邏過。早不巡邏，晚不巡邏，鎮裡剛為王營清退了一點點加重農民負擔的多收款，就「巡邏」到了王營?又偏偏是摸著上訪代表家的門鼻子夜半「巡邏」。
村民們越聽越冒火：「巡邏為什麼不開警車?」
這時村民們才發現，這幾人全喝多了「貓尿」，一個個酒氣熏人。農村派出所的許多公安人員，本來就沒給群眾留下多少好印象，有的就與村匪路霸吃到了一塊去，啥壞事都幹得出來。為防止對方藉著酒性胡作非為，村民們搜走了他們隨身帶來的手槍和手銬。特別是發現有四副手銬後，進一步證實司機吐露的是實情：他們確實是心懷鬼胎來抓村民上訪代表的。想要抓的四個人，不用問，這就是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外加一個王洪欽。 』
村民們越說越來氣，七手八腳就把租來抓人的那輛車給砸了。
這就是後來被臨泉縣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被村民王來治稱為「大個子」的民警張復春，在王來治的追問下，他曾懊惱地承認：「誰知道你們莊是有準備的，誰叫我和王樹魁肯喝，要不然怎能把我們弄成這個樣子。」
他承認這酒是在王天玉那兒喝的，王天玉是王營村與縣裡某些人有著特殊關係的一個人。蹊蹺的是，王營村村民後來寫給「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一封信上特別指出，當夜少數村民情緒激烈，並非事出無因：混亂之中「村民在王天玉和村幹部的帶動下，一擁而上，發生了衝突，車也砸了，人也打了，槍也打掉了。」兩個關鍵的地方都有這個王天玉!這或許就把「四二」事件深刻的背景兜底給端了出來。
總之，民警王樹魁和「租來的」司機趙燦龍，不久一個個狼狽地逃出村去；被說是「打成重傷」的大個子民警張復春，這時候的酒性早就被驚醒了，他逃得最快，幾個青年農民追了一截地都沒攆上。後來，村民王洪軍把民警們丟下的槍支、子彈和手銬，集中起來交給了鎮武裝部長王東良，王東良就是王營人，當天也就住在村子上。二更天過後，村民們便陸陸續續地散去，各自回家睡覺了。誰也想像不到，一覺醒來，當縣委書記張西德知道了這件事，這事的性質便發生了變化。儘管白廟鎮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員及兩名治安隊員都早已回所，槍支、子彈和手銬也都完璧歸趙，但是，臨泉縣委卻仍向地委謊報軍情，以「解救干警和搜查槍支」為由，於四月三日上午，對王營村進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鎮壓! ．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時，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輛警車，驚天動地從縣緘開出。
車上駕著機槍，一個個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衣，手裡拿著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嘯。
這支擁有現代化武裝的隊伍，抵達王營村前，來了個「先聲奪人」，他們用高音大喇叭警告：「王營村人不得外出廠顯然這並非是聰明之舉。他們忘了王營村所處的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這一喊叫，有著一千多口人的王營村，村民們聞風而逃，逃起來十分便捷，逃到村子後面，就是河南省管轄的地帶了。警車進村，村子裡的大人小孩早就跑得差不多了。
當然有不跑的。這些人不是老人，就是從未參加過上訪的，或只是外省來走親戚的。他們認為這事與他們無關。也有極個別跟著上過訪的，覺得不過就是「隨大流」，不會有啥大事情，就呆在村裡沒有跑。
誰知，公安武警一進村，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連一個走親戚的外村的小學生也不放過。
一時間，到處是拳打腳踢聲，東西的摔砸聲，大人的哀求聲，小孩的哭喊聲，雞飛狗叫獵跳牆的吵鬧聲。
王洪嶺的妻子周敏，從來沒有參加過上訪,公安人員撲上去要抓她，站在一旁的已是七十局派出的密探，就在外省的這個邊遠的小鎮上也進行了布控。
四人覺得已經別無選擇，作為村民代表，他們必須盡快地把發生在安徽省臨泉縣的「白廟事件」的真相，報告中央。 ，
這天，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東、王洪超和王洪欽三人，在眾多村民的掩護下躲過了臨泉縣公安密探的眼睛，上了一輛去河南省沈丘縣城的公交車。三人經沈丘趕往鄭州，然後轉乘火車直奔北京。
王向東和王洪超這是第二次進京了，算是「輕車熟路」了，下車便直奔設在永定門一帶的中辦國辦信訪局接濟站。誰知，住下不到半點鐘，他們就被早已埋伏在那裡的臨泉縣公安局派來的警員抓個正著。
公開逮捕他們的理由是：三人在「四二」反革命暴亂中搶走公安人員「五四」手槍兩支、子彈十五發，準備在北京製造出更大的政治事件!
三人大聲地抗議著，怒斥對方這樣做太卑鄙，完全是無恥的陷害，是一種十分惡劣的打擊報復。但是，即使他們週身長滿了嘴巴，在手續完備的執法人員的面前，一切都是徒勞的。
三人被押回安徽後，沒有被押往臨泉縣，而是關進了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老家的太和縣。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羈押在太和縣那兩個月的日子，依然一下就變得十分激動。那些日子，太恐懼、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裡，他們的雙手從背後被反銬起來，一天二十四小時就那麼被銬著。吃飯時，銬在背後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頓飯就只能像豬狗一樣伏在地上，伸長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時，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後被反銬著的一雙手，艱難地退下褲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覺就永遠只能側著身，夜夜做的全是噩夢，半夜醒來，常被驚出一身冷汗。
應該說，嚴刑拷打的各種畫面，王洪超並不陌生，過去他從電影、電視或是小說上見到過；幹出這種勾當的，不是殺人如麻的土匪、國民黨特務，就是滅絕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國法西斯。可是，他做夢也不曾想到，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在陽光普照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今天，幹出這些慘無人道勾當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這一切，就都發生在共產黨的執法機關!
這叫他難以接受，感到痛苦，感到悲哀與絕望。
臨泉縣政協副主席於廣軒拍案而起了。
當他瞭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別是瞭解到發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辦國辦信訪局接濟站，臨泉縣公安機關竟然也敢明目張膽地編織謊言，逮捕前往上訪的農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慨，決定直接給江澤民總書記寫信，揭露臨泉縣委某些人拒不執行黨中央、國務院的減負政策，殘酷打擊報復農民群眾的犯罪行為。
這天，他利用一個星期日，乘車去了河南省，在河南新蔡縣郵政局，他給江總書記拍了一個長長的電報。拍這份電報，花去了全家人兩個月的生活費。
他把調查到的「四二」事件的真相，詳詳細細地作了匯報，並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新蔡縣郵政局的工作同志知道這份電報的份量，知道大老遠跑到外省拍發這種電文的良苦用心。但是電文所反映的，畢竟不是河南省的事，更不是新蔡縣的事，因為與她所在的地方無關，自然可以泰然處之。
於廣軒的電報，當天就被河南新蔡郵局發往北京。
可是，於廣軒沒有想到，這份電報由各級黨委政府層層批轉下來，最後，竟然到了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的手裡。
張西德勃然大怒。
他責令縣公安局立即進行排查，限期偵破給中央領導反映「白廟事件」真相的這個人。
公安人員確實費了一番腦筋。因為，於廣軒在拍這份電報時，已經考慮到可能會出現的這種結局，他在電文的落款處留了一手，並沒有注出真實姓名，而是借用了已經被捕的王營村村民代表王洪欽的名字；雖是借用名字，他卻又在「王洪欽」三個字的前面，標上了「王營村退休幹部」幾個字，這樣，材料似出自事發之地，給人確可信據之感，同時又虛晃一槍，設置點迷霧，給那些按圖索驥者增加點困難。
臨泉縣公安局已將王洪欽在京抓獲，現就同王向東、王洪超一道關押在太和縣，吃喝拉撒睡雙手都被從背後反銬著，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休想從看守人員的眼皮底下逃走，更不可能跑到河南省新蔡縣去發這樣的電報。因此，電報上雖然寫著王洪欽的名字，王洪欽首先還是被排除了，於是公安人員就在「王營村退休幹部」上尋找線索。然而，查遍王營，也沒發現有一個「退休幹部」，最後就把懷疑的目光，集中到了縣供銷社下屬一個聯營公司回村的退休工人王洪章的身上。
儘管「退休工人」與「退休幹部」完全是兩碼事，臨泉縣公安局還是認定那事就是王洪章干的。這天，聯營公司通知王洪章回單位領工資，很久沒有發工資了，聽到這消息，王洪章當即興高采烈地奔縣城而去，一進單位，就被守候在那裡的公安人員撲倒在地。為防止意外，也沒將王洪章關押在本縣的看守所。但是，因為王洪章壓根兒就不知道電報是怎麼回事，被打得皮開肉綻了，他還是說不知道。公安人員對這樣的口供不可能會滿意，一口咬定他是個沙鍋裡煮驢頭的主兒，肉爛了嘴還是硬的，於是就把他往死裡整。
四月二日那一天因為替兄弟媳婦周敏說了一句公道話，就被公安用電棍打得血流滿面的王洪彬，至今還躺在床上；現在王洪章又被莫名其妙地抓了去；王洪彬和王洪章，全是王洪嶺割頭不換頸兒的兄弟，周敏又是他的妻子，妻子被關進看守所時被戴上八斤重的大腳銬，也受盡了折磨。這一樁樁，一件件，全都發生在王洪嶺的身邊，使得只想安安穩穩本本分分過日子的王洪嶺，也終於拍案而起了!
在這之前，王洪嶺一直在河南省沈丘縣留福鎮上的銅管廠打工，每月有著一千多元的豐厚收入，此刻，他毅然辭去銅管廠的工作，拼出性命要為王營村的父老兄弟討個公道!這一年的六月十八日，他協同村民代表王俊彬，衝破臨泉縣在省內省外設下的重重暗卡，帶領五十六位村民成功地到達北京。
王營村這次是集體進京上訪，在整個臨泉縣引起了巨大反響，縣委書記張西德感到了恐慌。他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如何平息王營村村民對不堪重負的強烈不滿，顯然還是相信高壓乃至鎮壓，才是杜絕上訪最有效的辦法。
於是，他派出了有一百多名幹部組成的縣委工作隊，浩浩蕩蕩，開進了王營村。一下去了這麼多人，生活費以及煙酒費，又全叫當地的幹部群眾攤派，這使得已經十分困難的王營村民，雪上加霜吃飽喝足了的工作隊員，像「文革」那會一樣，開著架有高音喇叭的宣傳車，在村子裡哇啦哇啦到處轉，搞得王營人人自危，連鄰省的老百姓也過不上安靜的日子。
與此同時，臨泉縣公安局印成傳單一樣的《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處張貼。不僅敦促王俊彬等人投案自首，還措詞嚴厲地「警告王俊彬等犯罪分子家屬及親屬們」，大有「一人犯罪，殃及九族」的樣子。
接著縣紀委就又做出了《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
沒過多久，縣委再次調遣二百餘人，分乘大小機動車三十餘輛，包圍了王營村，揚言要開萬人大會，對上訪的群眾來一次大逮捕。那年的旱情十分嚴重，正值抗旱關鍵時刻，提心吊膽陸續回村的王營村民，不得不又四處逃散，以致千餘畝玉米幾盡絕收。
接下來，臨泉縣法院就對王向東和王洪超公開審判。開庭那天，縣法院事先雖然進行了周密的防範，法庭內外到處佈滿了武裝法警，王營村的村民聽說縣裡要公審他們的上訪代表，一個個都站了出來，呼啦啦湧來了六七百號人。當檢察官宣讀王向東和王洪超的「罪惡事實」時，村民們全然不顧法庭的紀律，憤怒地揮舞著拳頭，高喊道：
「你們這是誣告、陷害!
「他們冤枉!」
「我們要求放人!」
「堅決懲辦鎮壓群眾的真正兇手!」
法庭上大亂。
這種「炸庭」的場面，在臨泉縣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法官和法警全都變得手足無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實槍荷彈的法警們怕事態進一步激化，不得不迅速撤離。審判長也只好中途宣佈休庭。
其實，法官們十分清楚，藐視法律的顯然不僅是這些「炸庭」的農民。人民法院是我國國家審判機關，有權確定任何一件刑事民事案件性質的只有人民法院，但是就在「四二」事件發生不久，縣委工作組就已經將其定性為「非法拘禁公安干警的刑事案件」；縣公安局到處張貼的《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上，就將其稱為「打砸搶」，甚至提到了「大肆進行反動宣傳」的高度；縣紀委做出的《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中，也明確地將其界定為「已構成搶劫罪」。顯而易見，縣委工作組、縣公安局和縣紀委都在縣法院正式審理之前，就各自確定了「違法犯罪分子」的性質，這本身就是一種無視法律的違法行為。
如果臨泉縣法院不給抓到的上訪代表安個罪名，判上兩年，這對當時的臨泉縣委是不好交待的。因此，縣法院中途休庭之後再沒有重新公開審理，卻於這年的十二月一日，以「妨礙公務罪」，判處王向東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樣罪名，判處王洪超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至於二人究竟「妨礙」了什麼「公務」，判決書竟比天書還難讓人讀懂。
逼上梁山
王洪超被關押了七個多月之後，被「判一緩二」放出，終於又回到了王營。回村才知道，縣裡在對王營村清剿時，不僅把他家徹底砸光了，還把他買來的那八千包老鼠藥，拌進了麥囤裡，使得五千多斤糧食染有劇毒不能食用。妻子李蘭當場嚇出精神病；女兒王玲玲也由於受到刺激，無法繼續讀書，至今呆在家裡，不能聽到警車的響聲，警笛一鳴馬上犯病。
王洪超望著妻女蒙受如此冤屈，不禁淚流滿面。他想起了過去在報紙上讀到過的一位信訪工作人員說的一段話：「歷史上的農民首先選擇告狀，今天的農民首先選擇上訪，他們首先都致力於尋找一種能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當前農民的直接抵抗特別是有組織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溫和的上訪努力失敗之後，原來老實巴交的農民也變得不那麼『溫良恭儉讓』了。如果說農民上訪中有過火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批評教育問題，這和有關部門不遺餘力地包庇那些證據確鑿的腐敗村官、鄉鎮幹部相比，對農民的做法是太過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場太『鮮明』了!」
當時看到這段話，王洪超確確實實被感動了。但是，此時此刻，王洪超想到這段話時不僅感到的是親切，更多的還是吃驚，他發現那位信訪工作者的論斷，就像在評說臨泉縣眼前發生的事情。
他想，臨泉縣公安局之所以敢在中央信訪局接濟站抓他們三個上訪代表，肯定編造出的謊言也把北京的同志給欺騙了。於是他首先想到的，已經不是立即去為妻子女兒尋醫治病，而是再次進京，推倒強加在他們頭上的那一切不實之詞。想到了這一層，就不禁想到縣法院開庭時，作為公訴人的縣檢察院在法庭上宣讀的那些證人證詞。
王洪超開始行動了。他分別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來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一找嚇一跳，原來那些所謂的「證人證詞」，全是經過精心炮製的!
縣法院開庭時邵喜英並未出庭，村民回來告訴她，說庭上宣讀了她的一份證詞，邵喜英聽了吃了一驚。她說，「四二」那天，天一黑，她就上床睡覺了，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她還是個大字不識的文盲，不可能寫出啥證據，也從沒在啥材料上按過手印。她不安地說：「如果真有我的證據，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來治說，縣公安局來的人曾找過他，拿出兩份複印材料讓他看，他說他不識字，對方就念著材料上的名單問他：「你們村有沒有這些人?」他說：「有。」對方就又寫了一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為他不知道對方在材料上寫的啥，他不願按。這時，白廟鎮黨委書記韓春生走過來說：「該按的就要按，保證沒你的事!」有韓書記的這句話，他就在公安人員帶來的材料上和現寫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後來才知道，那就是要他指控幾個上訪代表「罪狀」的「證詞」。
王海潮更是氣憤。他根本就沒說過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曾毆打過公安民警，他的「證據」純屬捏造。他說，我說的時候他們在記，記了些啥也不念給我聽，就讓我按了手印，誰知開庭時一宣讀，內容全變了!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設圈套讓人鑽，他們這是栽贓!
被指控參預了「四二」事件「打砸搶」的王登友和王高峰，也分別憤然地寫出了申訴材料，說明他們當時壓根就不在村裡，一個在河南，一個在山西，兩人都在外地打工，這種狗屁「證詞」實在是無中生有!
面對這些證人真正的證詞，王洪超感到萬分震驚。
這已到了一九九四年最後的日子，心中揣了一盆火的王洪超，迎著歲末寒徹肌骨的西北風，領著七十三位王營村的父老鄉親，第四次踏上進京的列車。
他們暫且把「農民負擔」放置一邊，專程赴京控訴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鎮壓無辜群眾的血腥罪行。 』
張西德得知王營村民又一次集體進京上訪，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齒地說：「我寧願捨掉一條胳膊，也要和你們幹到底!」
但是，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調查行動，因為調查組既然有臨泉縣委參加進來，去調查臨泉縣委本就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四二」事件，其結果的客觀性注定要被大大打上折扣。
我們看到了由這個聯合調查組抄報給中央信訪局的一份《書面回訪材料》，材料上不僅迴避了國家減負政策的有關規定，隻字不提王營村農民負擔是否過重，羅列出的許多數字也是混淆視聽，掩蓋了問題的性質，甚至公然包庇鎮、村幹部的腐敗行為。如，一九九二年村裡「上交鎮」十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多元，這些錢幹什麼用了?該不該由村裡出?均不作說明。如，多處出現錢款的去向是「還前任村班子貸款」，或是「其他貸款」，而且數目巨大，這些貸款究竟是被村幹部貪污了，還是挪用了?為什麼這種不明去向的貸款要村民們攤派?均一字不提。總之，《書面回訪材料》上大都是些糊塗賬，「省地縣調查組」卻又有著驚人的結論：「賬目賬面處理清晰，沒有發現村幹部的貪污問題。」
調查組不僅按照臨泉縣委對「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徑向中央信訪局作了「匯報」，依然將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王洪欽、王洪章、王洪軍六人統統稱作「罪犯」；王洪超一出看守所，就再次帶人進京上訪，《書面回訪材料》上卻寫道：「判決書送達兩被告後，兩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訪。」
這種官官相護的調查報告，被送到中央信訪局，中央信訪局沒有理由不相信有著省、地、縣三級黨的組織派出的調查組得出的結論，所以，王洪超這次帶領農民再次進京上訪，雖然沒有像上次那樣，在中央信訪局的接濟站被抓，卻也只能是無功而返。
省委、地委派下來的調查人員，也跟縣裡一個鼻孔出氣，這使得王營人陷入了徹底的絕望。一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隨之而來的新春佳節，村子裡沒有了一點兒喜慶的氣氛。開春過後，正是各地農村春耕春種的大忙時節，大批的王營人卻相繼離開了臨泉縣，紛紛去外埠打工謀生。
「哀莫大於心死」。人們不再上訪，但白廟鎮及王營村，鎮村兩級的黨政機構，卻也就淪為形同虛設。
表面的平靜，掩蓋了並未解決的尖銳矛盾。阜陽地委和行署並沒有從王營村農民多次大規模的上訪事件中汲取教訓，縣委書記張西德甚至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到了一九九五年，臨泉縣農民的負擔進一步加重了，地區下達的各種稅費明顯增多，僅「雙基教育費」一項，農民人均就是二十五元；下面層層加碼，到了白廟鎮就變成了人均四十元。既然上面可以增收「雙基教育費」，上行下效，各種各樣的亂攤派跟著就五花八門地冒出來。白廟鎮有的行政村，農民負擔便佔到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五點二六，已超出國家「大限」的三倍還要多!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計蕭條的王營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飛來橫禍。九月一日，縣裡派往王營村「開展計劃生育突擊檢查活動」，其工作隊隊員竟多達三百人!其中，不少隊員素質極差，行為惡劣，侵權現象十分嚴重，他們對本不屬於計劃生育對象的也巧立名目，亂征亂罰，稍有不從，便趕豬、牽羊、挖糧、拉傢具，甚而強行砸門扒房，打人抓人。這且不算，工作隊居然敢將罰到的錢款私自分掉，每天還要村民們負擔他們三百多人的工資以及往返車費。
王營村的村民們肺都氣炸了，終於再一次聚集起來，爆發了第五次上訪的高潮。這一次，上訪的村民們大有「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悲壯感。他們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營人將無法生存下去。
沒有退路。
他們也沒給自己留下退路。
挺身而出，率領這支視死如歸的上訪隊伍的，還是村民代表王洪超。
那是一九九五年的金秋十月，在中國的國都北京，令世人震驚地先後出現了兩起與安徽省臨泉縣有關的事情，因此，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注定要為自己埋下的隱患付出代價。
十月四日，共和國四十六週年誕辰剛過去兩天，臨泉縣城關鎮李灣村農民李新文上訪來到北京，反映縣公安局為興建水上派出所辦公大樓，在沒有解決拆遷補償的情況下，就和城建局監督大隊強行拆除農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無著、居住無所，來京後錢又被騙，絕望的李新文先是在前門撞車未遂，於五日凌晨在永定門接濟站跳樓自殺!
這是中辦國辦信訪局設立接濟站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這事，本不該發生的，或是說，不該在這樣的地方發生，因此，它造成的影響是極其惡劣的。
接著，十月二十七日，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七十四位農民就在王洪超的帶領下趕到北京。幾乎是腳跟腳地，十月二十九日，臨泉縣田橋鄉趙莊、黃莊、張樓四十六位上訪農民也抵達北京。
田橋鄉和白廟鎮一樣不堪重負，而且，田橋鄉平調、挪用各村的集體資金比白廟鎮有過之而無不及，僅一九九四年就平調了各村的提留款六十多萬元，造成村級經費開支困難，各村瘋狂地搭車加碼；特別是一九九五年秋季開展的計劃生育突擊大檢查活動，在田橋鄉也前後搞了五十天，亂征亂罰款就高達二百五十多萬元，鬧得民不聊生。
一個縣的兩個鄉鎮大批農民集體上訪，特別是白廟鎮王營村這已是三年中的第五次進京上訪，農民負擔的問題至今得不到解決，自然引起了中央信訪局的重視；再說，他們已經察覺到，王營的農民這次是鐵了心，一副「破釜沉舟」的樣子，預感到可能會有什麼情況發生，便暗中作了防範。然而，防不勝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門廣場上人群如織，王營村赴京上訪的農民群眾還是躲過了接濟站工作人員的目光，陸陸續續走進了天安門廣場。他們按照事先的計劃，來到國旗周圍，突然集體下跪。
他們決心以生命的代價，籲請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國法。
他們知道，在這樣一個世界矚目的地方，這樣做，會給國家，特別是北京，造成很壞的國際影響；會給黨和人民政府臉上抹黑。但是，他們顯然再也想不出別的辦法，想不出用什麼樣的一種方式，才能夠撼動那些對人民的疾苦已經麻木的靈魂。
自古道，官逼民反，可他們沒反，他們依然只是來向組織上反映自己的委屈，找的還是黨的機關和人民政府。他們對黨的擁戴沒有變，對人民政府的信賴沒有變。冒死進京，找黨，找政府，只是希望黨中央、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的好政策，能早一天在他們生存的那塊土地上得到落實；縣鎮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澄清。
中央有關部門終於採取行動了。他們當即通知安徽省及有關地縣負責人連夜進京，當天下午就把國家農業部、國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紀委檢查委員會以及國家計生委等中央、國家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請到了一起，研究上訪農民提出的那些具體問題。
王洪超和另外兩個農民代表，應邀到會，並陳述了進京上訪的原因。
農業部的同志態度十分明確：加重農民負擔，這是嚴重違背黨中央、國務院「減負」政策規定的，打擊報復上訪群眾更是不能允許的；該退的款至今沒有到位，應盡快解決!
中紀委、高檢、高院的同志，也旗幟鮮明：農民反映的這些問題為什麼久拖不決，而且還不斷地激化這種矛盾，這顯然是錯誤的，必須下決心解決，不應該再拖了。涉及到黨紀的，要堅決給予黨紀處分；觸犯了國法的，必須以法論處。不論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王洪超在會上就「四二」事件的幾個關鍵問題咨詢了公安部的同志。他問：公安人員夜間巡邏的範圍有沒有什麼規定?公安人員執法時應不應該公開身份?幾個公安民警喝得醉醺醺的，半夜三更鬼鬼祟祟摸進村，既不說明身份，一盤查就跑，還掏槍威脅群眾，群眾把他們當成一夥冒充公安的刁徒給打了，車也砸了，這叫不叫「妨礙公務」?
公安部到會的同志回答得十分乾脆：「巡邏主要是在鬧市區，或是發生過諸女口攔路搶劫等情況的事故多發地，農村不是巡邏範圍。公安人員執法時不出示證件是違法的，老百姓不知道你是不是公安，打了就打了，砸了就砸了，應該立即放人!」
王洪超激動地聽著，真想當場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對與會者精彩發言的由衷敬佩。儘管他極力地克制著，卻依然忍不住眼窩子一熱，流下淚來。
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重新組織起一個調查班子，派出了只有省委省政府和阜陽地委行署兩級黨政領導機關的十二位同志，深人到白廟鎮和王營村實地調查研究，召開了各類座談會，認真回訪上訪群眾，並及時地把調查到的情況向群眾作了公佈，前後歷時二十天，最後形成了一個相對公正的調查報告。
報告首先確認，臨泉縣的農民負擔問題確實是嚴重的，「四二」事件發生前的一九九三年，白廟鎮僅增項加碼的農民負擔就是十三萬一干六百五十九元，此外，還平調村提留十三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元，挪用集體資金三十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九元，其「不合理開支」竟佔到百分之六十八點七七，並指出：「退款不到位，影響很壞。」關於「四二」事件，調查組說了真話：「縣委、縣政府和縣直有關部門及白廟鎮黨委政府都是有責任的」，「向農民提取款、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和工作上遇有難度，就動用公安干警出面協助，特別是對待農民上訪解決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也動用干警參與」，「在執行任務中，少數干警和武警行動過激，傷害了群眾的感情，部分群眾目前仍有怨氣，長欺(期)不能息訴罷訪，給做好該村的穩定工作帶來了難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營村難忘的一天，被關押了一年零七個多月的王向東，被無罪釋放，村裡的老少爺們像過大年一樣地喜慶，敲鑼打鼓，燃放鞭炮，扛著大紅匾，上書「為民請命」，慶賀為大伙蒙受冤屈的村民代表勝利歸來；東躲西藏，被縣檢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欽，也被大伙前呼後擁地接回村。緊接著，王營也從邵營行政村中劃出，單獨設村，王向東就在村民們的民主選舉中，當上了王營行政村村委會的首任主任。王俊彬被開除的黨籍也得到了恢復，並在隨後不久，出任了王營行政村黨的支部書記。
一九九六年年初，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被調離。一聽說張書記要「走人」，這消息，一傳十，十傳百，迅速傳遍全縣。這天，白廟鎮的王營、邵集、賀莊，田橋鄉的趙莊、任莊、三河莊、半拉廟、於營的農民，開出了幾十輛機動車，趕到縣委大院，把張的家團團圍住。
人們直呼其名地怒吼著：「張西德，你出來!」
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縣委、縣政府的許多幹部也在圍觀，卻無人再替張書記「保駕」。
張西德十分尷尬地走出來，正想表達他愧對臨泉縣父老，他的工作沒有做好的話，就被積怨已久的農民的隊伍裹挾進熙熙攘攘的人流。開始，農民還只是大聲責問，甚或夾帶幾聲咒罵；漸漸地，人們開始湧動起來，湧動的人潮頓時成了憤怒的海洋。張西德就被跌跌撞撞地推來推去，時不時還被人暗中動了手腳。
曾經不可一世，自以為能夠呼風喚雨的縣委書記，感到了無助、無奈與心悸。
縣公安局聞訊派出警車呼嘯而至，雖受到圍攻卻十分清醒的張西德，見公安人員奔過來，忙大聲哀求道：「你們千萬不能抓群眾，不能傷群眾啊!」
這或許是他擔任縣委書記這麼多年一直不明白，直到卸任時才悟出的一條為官之道。
第四章 天平是怎樣傾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