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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尋找出路
稅費改革第一人
公元一九八九年，建國四十週年之際，安徽電視台錄製了一部名叫《土地·人·樂園》的電視專題片，片中有這樣一段解說詞： 「大包干的實行，使農業擺脫了令人焦慮的困境，但也把農業置於這樣一個十字路口上：土地承包後向哪裡去，如何再進一步發展生產力?」
這部榮獲了全國電視文藝專題片節目展播一等獎的片子提出了問題，卻並沒有道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時實行大包干已經十多年了，安徽的農村確實處在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整個中國的農村無疑也都處在這樣一個十字路口上!
人們期待著中國農村出現第二次飛躍，中國農民渴望再一次笑起來。可是，農村中不斷加深的各種矛盾和出現的新問題，讓人焦慮不安：農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究竟在哪裡?
其實，就在那部電視片播放的一年之前，就在安徽，在與安徽電視台近在咫尺的省政府辦公廳的調研室裡，已經有人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人就是高級農藝師，後來被譽為「中國稅費改革第一人」的何開蔭。
這是一個有著坎坷經歷的男人。他長得有些特別，很瘦，清懼的臉上，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著一隻高聳的鼻子，和一雙彷彿每時每刻都陷入在思考中的眼睛。這是一個愛較真，敢說實話，又愛關心國家大事的知識分子；因為這種特殊的性格，一九五七年，還是北京農業大學的學生，他就被打成了「右派」，發配到了北大荒一個幾近蠻荒的青年農場，在那裡一呆就是二十年。後來，右派改正了，四十三歲的何開蔭終於回到了安徽省天長縣的家鄉。本來，他完全可以過安穩的日子，但是隨之而來的中國農村的偉大改革又一次點燃了他的激情，加上來安縣委書記王業美是他的老領導，又比較愛關心國家大事，喜歡思考社會熱點問題，當王業美全國第一個拍板在來安縣搞起「包產到戶」時，他就緊隨王業美，走到了農村改革的第一線；以後又追隨積極支持風陽縣小崗村搞起「大包干」的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冒死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的「大包干」在全國贏得成功，王郁昭作為那場改革的功臣，出任了安徽省省長，隨後也就把他調進了省政府辦公廳。一個農業科研技術幹部，跑到行政機關能幹什麼呢?打那他就開始了宏觀農業政策的研究工作。
說來也巧。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民日報社等幾個部門，發起了一次「中國農村十年改革理論研討會」。這時，王郁昭已出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副主任，由他所在部門牽頭搞起的這樣一次理論研討會，自然忘不了他十分欣賞的老部下何開蔭。王郁昭讓他的秘書崔傳義專門把論文徵集函，直接給何開蔭寄了過去。
何開蔭收到徵稿函，感到十分興奮。於是他緊張地行動起來。他找到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室的金進和朱文根，還有在農科院作物研究所工作的妻子顧咸信，四個人一道，進行了一番深人的調查研究。
也就是從那一年的春天開始，中國出現了洶湧澎湃的「民工潮」。「民工潮」的出現，使何開蔭敏感地意識到，種田已經人不敷出，農民的收入增加趨緩，出現了負增長，而農民的負擔卻與日俱增，新的矛盾不斷產生，又缺少必要的改革措施，各種各樣的矛盾越積越多，已經嚴重地阻礙著中國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還因為大包干十年到期了，農民擔心耕地不再是自己的，那種世世代代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結沒有了，紛紛湧向城市去尋找新的生活出路；且不說出現了土地的大面積拋荒，留在農村中的，因為多是老人、婦女和小孩，造成糧食的大減產，農村工作更是徘徊不前。
何開蔭想，要找準中國農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首先就必須鬧清出現的這些新的矛盾。
到底有哪些新矛盾呢?綜合四人調查研究的結果，何開蔭認為大致可以歸納為：
一、承包耕地所有權、使用權與產權的矛盾；
二、農產品價格與價值相背離的矛盾；
三、城鄉二元結構與經濟一體化的矛盾；
四、小生產與大市場，糧食的買難與賣難交替循環的矛盾；
五、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與負擔不斷加重的六、封閉的社區結構與大開放大流通的矛盾
七、農村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矛盾；
八、相對貧窮與共同富裕的矛盾；
九、生產力水平低下與科學技術水平不相適應的矛盾；
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不同步的矛盾。
當然，還可以梳理出一些別的矛盾並列舉出它們的具體內容。不過他認為，歸根到底，還是計劃經濟舊體制向市場經濟新體制轉軌時期難以避免的磨擦與碰撞所引發出的必然現象。
要解決以上矛盾，就必須拿出各項相應的改革措施。
當時，由於小崗村大包干精神的影響，安徽省學術界的思想還是相當活躍的。何開蔭在下面調研時發現，各級黨委政府中都出現了一批想幹事、能幹事又敢幹事的領導幹部，他們已經針對農村中出現的各種新矛盾，分別進行了不同內容的改革嘗試。
那段時間，何開蔭變得異常地亢奮。在認真分析了其他幾位同志下去調查研究的情況以後，何開蔭覺得，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就是土地的永久承包，給農民一個長期的使用權；其次就是必須改革農業稅費制度，從根本上減輕農民的負擔。
當他把自己深思熟慮的這一切變成文字之後，一篇很有見地的論文便已經完成。他把它定名為：《農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然後寄往北京。
因為這篇文章，何開蔭開始踏上了農村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之路，儘管這條路上佈滿了荊棘和泥濘，但他卻一直沒有回頭。
何開蔭撰寫的這篇論文引起了中央政研工作高層官員的重視，還在那次徵稿活動中被評為優秀論文。但是，他沒有想到，不久，一些極「左」思想的再度抬頭，有一股否定農業大包干的思潮正在各地湧動，發現這一點，他感到吃驚不小。他正費盡心機地研究農村的第二步改革呢，有人竟連第一次改革的成果也要一筆抹煞!
何開蔭心重如鉛。他想，我國是個農業大國，十億人口，就有八億農民，農業的狀況如何，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歷來事關重大，團結和依靠廣大農民應當是我們黨的政策的出發點，但長期以來，我們已經欠農民太多；儘管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涉及到中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是個系統工程，不可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可是，重新審視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的地步!
一種報效祖國獻身農業的慾望使得他熱血奔湧。
於是他坐了下來，旗幟鮮明地寫了篇針對否定「大包干」思潮的文章：《建議實行耕地永久承包，給農民長期使用權》。
他建議：「我們宜及時採取一個大的動作，這就是對耕地的所有制進行一次改革，將土地一律收歸國家所有。國土國有，理所應當。同時把耕地的所有權(田底權)與使用權(田面權)徹底分離，實行永久承包制，即在現有承包地的基礎上簽訂契約，長期承包給農民耕種，並對零散土地進行適當的串換調整，使每戶的承包地集中連片。而且，使用權可以繼承，也允許轉讓，但轉讓決不是出賣，只是在土地管理部門鑒證下收回該地塊的農田基建投資和相應的承包權益。如果耕地依然歸集體所有，讓農民上繳各種農業稅，就有違法理；由於耕地是國家的，農民向國家承包耕地，那麼，農民向國家納糧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他認為農業稅征實的具體辦法應該是：「以近三年到五年的年均耕地畝產計征，收百分之十的公糧直到本世紀末不變，增產也不增稅，以刺激農民增產的積極性，以後每十年簽訂一次契約合同。考慮到農村幹部的補貼工資和各項提留極不規範，農民普遍反感，叫喊負擔過重，我們不妨把農村各項提留負擔與公糧合併在一起徵收，加征百分之五，也就是徵收耕地畝產的百分之十五，一併作為公糧和提留，原有的農業稅金和各項提留負擔就都沒有了，鄉村幹部補貼工資和各項提留，由公糧的三分之一按定購價款返還鄉財政統一使用。從此以後，任何人無權再向農民攤派或徵收一分錢，這樣，農民的權益就有了法律保障，獲得了相當於法人的地位。」
他認為，走好這兩步棋，全盤即活。這樣做，非但激活了農村經濟，農民不堪重負的局面也將得到根本遏制。
他提出「農業稅征實」的稅費改革方案，是作了大量調查研究的。他甚至花了大量時間，認真研究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三次稅費改革。
唐代推行的「兩稅法」可以說是首開中國費 改稅的先河。「兩稅法」把混亂繁雜的稅種歸並為戶稅和地稅兩種。收費全部改為正稅，一同並入兩稅之中。集中了徵收時間，一年分夏、秋兩次，這樣就改變了「科斂之名凡數百」以及老百姓「旬輸月送無休息」的狀況，中央統一控制了稅費徵收大權，又明文規定官吏不得在「兩稅外加斂一錢」，否則，同樣要以貪贓枉法論罪。
明代的「一條鞭法」是繼唐代「兩稅法」後又一次較大的稅費改革。它是把徭役、田賦和各 種雜費並為田賦一種，以田畝為對象，一次徵收，征課的田賦一律折合成銀兩交納，而且，不再由地方的「里長」、「糧長」辦理徵收管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徵收後解繳國庫；並同時下令不得再征他費，允許農民照章納稅並拒納所列稅目以外的雜派。這種「一條鞭法」化繁為簡，稅費合一，有效地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權收費和地方官吏巧取豪奪的腐敗行為，穩定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中央財政的收入。
清初雍正皇帝採納了「火耗歸公」的稅費改革，將暗取改為明收，各省統一了稅率和徵收數額，由省統一徵取，州、縣代收，提解布政司庫，地方官僚不得另外私派；原來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銀，改為統一上繳國庫，然後再由中央撥一部分銀兩作為地方官吏的養廉銀和地方行政開支的「補助」，同時實行查核和督察，嚴厲肅貪，打擊地方官吏任意攤派的行為。「火耗歸公」的改革取得明顯成效，非但使一向歸地方支配的耗羨收入也牢牢控制在中央財政手中，整飭了吏治，減輕了老百姓負擔，而且使得國家庫存銀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增加到六千多萬兩。
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農民種地交皇糧都是天經地義的事。解放後，中國農村實行了土地改革，耕地無償地分給農民耕種，但「皇糧」也還是要繳的。建國之後相當長的時間，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公糧實物稅。
何開蔭認為，恢復農業實物稅國家可以用無償徵收的公糧供應城鎮居民的平價口糧，卸掉財政補貼的沉重包袱，同時徹底開放糧食市場，讓農民從發展商品糧生產中獲得更多的實惠。
他把自己設想的這種具體辦法，簡化為一句話：統一交足國家、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
這樣，他就把農村的第二步改革同第一步改革作了有機地聯繫，使用了同一句話。他甚至把第二步改革也稱作「第二次大包干」。他認為，這恰恰是對當年「大包干」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為進一步說明他的這種設想的可行性，何開蔭還算了幾筆賬。
「以安徽為例。安徽全省年產糧食約五百億斤，按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五收取地租，可無償得到租糧七十五億斤，而現在每年的定購任務為七十一億斤，加議轉平部分同樣為七十五億斤；如按耕地面積計征，全省六千五百萬畝耕地，除去貧困地區暫時核免田賦外，至少可有五千萬畝耕地收取地租，全省平均每畝收一百五十斤(南北不同地區根據具體情況可有差別)，則五千萬畝耕地同樣可收地租糧七十五億斤，保證了正常的需要。這樣做，不但可使省財政卸去每年糧食補貼十二三個億的沉重包袱，而且以無償取得的田賦糧按現在的平價供應非農人口，多少還可以取得一點收入，一來一去，對國家的好處就大了。」
「再從全國來看。全國每年糧食總產量約八千億斤，按總產的百分之十五收取田賦糧國家可得公糧一千二百億斤；若按田畝計征，全國十六億畝耕地，去掉貧困地區的四億畝暫不計征，還有十二億畝耕地，平均每畝收一百斤公糧(各省各地區自當有別)，同樣可收公糧一千二百億斤。而目前國家每年定購不過一千億斤，還不容易收上來。如實行租賃制度，國家每年就能掌握一千二百億斤糧食，並且都是無償獲得的，用它去供應全國非農人口，總比現在的一千億斤寬裕得多。」
何開蔭算罷了安徽省和全國的大賬，回頭又替農民算了幾筆細賬。
「那麼，農民向國家交納無償實物田賦糧是否會減少了收入呢?結論是正好相反。以安徽省人均產糧最多、定購任務最重的天長縣為例，天長縣農民人均耕地一點九三畝，產糧兩千五百斤，人均定購任務六百一十斤，按提價後每斤稻穀兩角兩分兩厘錢計算，就可得一百三十五元四角二分；假如每畝向國家無償交納地租糧二百斤，人均應無償交糧三百八十六斤，則原先定購的六百一十斤中餘下兩百二十四斤可以賣議價，按目前集市貿易價每斤五角五分計算(市場價高時曾達每斤七角)，就可賣得一百二十三元兩角，比原先的定購價款少收十二元兩角兩分，可是，人均兩千斤糧食中，去掉這六百一十斤，每個農民手裡還有一千八百九十斤，至少尚可拿出一千斤賣議價，得款五百五十元；若按規定，餘糧必須以每斤三角五分的限價賣給糧食部門，只能得三百五十元，農民餘糧賣議價可多收入二百元，補足定購部分少得的十二元兩角兩分，每個農村人口可從議價糧中淨增收益一百八十七元七角八分。這就是說，取消糧食定購，徹底放開糧食市場和價格，天長縣每個農村人口向國家無償交納田賦糧後，多餘的糧食自由進入市場，農民得到的好處很大。」
當然，天長縣產糧多，是個突出的典型，對其他縣農民是否也合算呢?
何開蔭便又以定遠縣為例，算了一下細賬，即便像定遠縣這樣落後地區，也是能夠多收入三千五百萬元的。
這些，還是明賬，是明擺著的，也都是可以用數字計算出來的。他指出，特別是實行了「什一稅」法，不再向農民額外收取別的任何稅費，又明確了耕地的長期使用權，農民自然會提高種糧的積極性，捨得增加投入，進而去努力提高土地的生產率與商品率，農民打的糧食愈多，就得益愈大。
至於實行稅費改革和耕地永久承包制的優越性，何開蔭一下子就歸納出十二條。諸如：「國家收回了耕地所有權，使用權長期歸承包農民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能再濫占耕地，如果再有人徵用耕地，除經過批准外，還必須解決該地塊承包戶的生活出路，同時每年要交納相當於該地塊應交公糧款的耕地佔用稅，這樣，就能有效地控制耕地的減少；農民自己佔地建房或養魚挖塘，燒窯建廠，每年照樣要交納規定的公糧數量，這樣，農民也自會十分珍惜耕地。」諸如：「交足國家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任何人無權再向農民徵收一分錢，就能有效地剎住亂攤派亂收費的不正之風，減輕農民負擔；鄉村幹部不再伸手向農民要錢，工資補貼及提留等一應費用由公糧中返還鄉政府，幹部的任務就只是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只服務，作貢獻，不向農民伸手索取，自然會極大地改善於群關係，提高黨和政府的威信。」
當然，這種改革牽涉面廣，必然會觸動一些部門的利益，何開蔭在文章最後又寫道：「這就需要國務院出面進行協調，調整各方面的利益。」並且，「建議國家先在一省或數省選擇不同類型的縣作為試點，進行探索。」
文章寫好以後，何開蔭決定仍然把它寄給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因為，那兒是中央和國家有關農村工作的最高研究部門，況且，兼任這兩個部門要職的王郁昭，是他最熟悉的老領導。
他先給北京打了一個電話。
不打則已，這一打，他差不多吃了一驚。原來，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就已被撤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也降格為農業部的一個下屬部門。就是說，屬於黨中央、國務院這樣高規格、高層次的農村政策與農村發展的研究機構已經不復存在!
王郁昭還在電話裡告訴他：北京有人正組織文章，準備對他上次應徵獲獎的那篇論文進行批判呢。
何開蔭更是吃驚不小。
這次的文章，不僅把上次那篇論文的有些觀點作了更充分地闡述與論證，其設想之大膽無疑也走得更遠了。既然有人已經要組織批判那篇論文，這個文章還能再寄嗎?
如果要寄，又該寄到哪裡呢?
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沒有了，直屬國務院的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也放到了農業部，可他這篇文章涉及到的那許多設想又豈能是農業部就可以解決的?
何開蔭一時犯了難。
進了一回中南海
何開蔭思來想去，最後下了一個決心：直接進諫中央。
最後他把這篇新寫的文章再次定名為《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交給了新華社安徽分社的記者沈祖潤。他認為，這種文章交給這樣的新聞機構比較合適。
果然，新華社很快就出了「內參」，《人民日報》還為此編發了專門的「副頁」，接著，國務院研究室一九九O年二月十七日以一期《決策參考》的篇幅，將他文章中的觀點和論證，作了最詳細的綜述。並醒目地寫道：
「何開蔭同志認為，如果實行這個辦法，定能使農業走出多年徘徊的困境，但這是一個較大的動作，當前形勢要求穩定，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他要求向國務院領導同志反映，取得支持。如能選取一個縣試點，相信必能與『大包干』一樣得到群眾的肯定和歡迎，至少是在糧食產區可以不推自廣。」
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轉發「內參」與「副頁」，國務院研究室編發《決策參考》的同時，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張學濤也將何開蔭的這篇文章刊發在他們辦的《政務內參》上。轉發給中央決策層的那些內參，省裡不一定就能看到，但刊發在本省《政務內參》上的這個《設想》，還是引起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領導的重視。省委書記盧榮景作了批示，建議有關部門的同志論證一下；省委副書記孟富林明確指出「何開蔭同志寫的這篇文章很好」，也提出請省農經委邀請有關部門和專家研究一次。常務副省長邵明、分管農業工作的副省長汪涉雲，都希望組織有關專家論證並在小範圍試點。主管工業的龍念副省長更是旗幟鮮明，在看到《設想》文章的一周時間，就先後作出兩次批示，充分肯定：「這是一項重要的建議」；明確表態：「我贊成在個別地區試試。」
總之，省委、省政府不少領導都是十分重視的。遺憾的是，當時的形勢正如國務院研究室編發的《決策參考》上所說：「這是一個較大的動作，當前的形勢要求穩定，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由安徽省農委牽頭的專家論證會雖然召開了，會上，論證更多的並不是何開蔭的那些改革設想對深化農村改革是否有實際意義，而是它與當時正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著的「治理整頓」工作是合拍還是相悖。
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在治理整頓期間，還談論什麼「深化改革」呢!
於是，省農委以組織名義，向省委寫了一份論證報告，報告認為，何開蔭同志關於深化農村
改革的那些設想並不符合現行的政策法規。
由於論證會的否定，省委主要領導再沒出面過問。其他想問的省領導也就不便再問。何開
蔭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就這樣被束之高閣，不了了之。
何開蔭感到一種報國無門的無奈。
一九九一年元月，何開蔭論述「科學技術是 第一生產力」的文章榮獲了國家科委徵文二等獎，進京領獎期間，他被意外地邀請前往國務院研究室匯報工作。這消息使得他興奮不已。
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他平生第一次走進了神聖而又神秘的中南海，來到緊靠紫光閣的工字樓。接待他的是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經濟組組長余國耀。
何開蔭匯報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農業「大包干」的設想及具體思路，從建議實行耕地的長期承包責任制，到建議實行農業稅費統籌的改革，到建議取消糧食的國家定購和糧食價格的雙軌制、全面徹底地放開農產品的市場和價格，直談到建立健全以科技為支柱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區域規模的農村商品經濟，還談到進行農村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堅冰。
談到這些近年來他一直在潛心研究的課題，何開蔭就有說不完的話。
余國耀認真地聽著。當何開蔭談到他終於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寫成《關於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一文時，余國耀告訴他，李鵬總理也在《決策參考》上看到了這篇文章，並對文章的觀點很讚賞，李鵬總理還在同研究室農村組座談時提到了何開蔭有關「什一」稅的建議，說道：「糧食合同定購改為國家定購，是強調農民對國家做貢獻盡義務，數量不變，保證一千億斤。有人建議下步改為征實，實行什一稅，將來產量到了一萬億斤，按百分之十征實就是一千億斤。中國自古就有什一稅。專家們提出建議採取這種辦法，以固定農民與國家的關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究竟採取何種辦法，要從長計議。」
何開蔭聽說自己的建議引起了總理的重視與讚賞，真是備受鼓舞。就很想更多地瞭解一下上邊對他文章的各種反應，這時，余國耀談出了請他來當面匯報的初衷。
余國耀說：「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個思路變成一個可操作的方案。對於總理『要從長計議』的話，我的理解是，因為當前仍處於治理整頓期間，不宜採取大動作；而且對這個思路也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看法。因此，我建議，你可以作進一步的深入調查，詳細論證，拿出一個可操作的措施方案來，向省委、省政府領導匯報，先搞試點。最好在一個縣範圍內試點，或者先搞一個鄉鎮也行。如果試點成功，下邊的文章就好做了。」
余國耀的話說得何開蔭格外的振奮。只是考慮到自己一個人跑到中南海，接下這麼大個任務，似乎名不正言不順，就問：「能不能請總理簽一個文字意見，這樣我回去好有個交待。」
「不合適。」余國耀解釋說，「如果領導簽字後，那就變成中央的意圖了，不僅你們安徽可以搞，別的地方同樣可以搞，都搞就會出亂子。用你的思路，定你的方案，搞你的試點，效果會好一些；別人沒有這個思路和設想，如果只是靠照葫蘆畫瓢，就不一定會搞好。」
何開蔭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很理解地點了點頭，說，「我明白。」
余國耀又鼓勵道：「農業『大包干』就是你們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先搞起來的，一個小崗村試點成功，很快就風行全國。從這一點看，只要符合國家和廣大農民的利益，哪怕只是一個村試出的好辦法，也是可以不推自廣的。」
談到大包干，何開蔭自然就有說不完的話。他一直就認為中國農村的第二步改革，只能是對大包干的一種完善和發展。想到社會上正在刮起的這股企圖否認大包干的「左」傾思潮，他坦率地向余國耀談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改革是沒有退路的，退回去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余國耀很贊同何開蔭的看法。在農村改革的話題上，兩人有著很多共識。因此，在中南海工字樓的那間辦公室裡，在首都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一個身居要職，一個不過是地方上的高級農藝師，兩人卻十分投緣地談了兩個多小時，談得十分興奮。
臨了，余國耀握著何開蔭的手，又有力地抖了抖說：「希望安徽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再帶一次好頭!」
何開蔭點罷頭，就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看得出，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組長余國耀約他匯報工作，提出那些想法，並不是余國耀的個人行為；而他何開蔭，卻完完全全只代表自己，至少，當時他是無法代表一個「安徽」的，就連一個鄉一個村也代表不了。
但是，正是余國耀臨了提出的希望，使得何開蔭暗自下了決心，他準備通過自己的努力，將這種希望變成現實。
他相信，安徽在中國農村的第一步改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第二步改革的歷史，也一定會從安徽的大地上寫起!一九九一年四月，經過又一番深入的調查取證，何開蔭拿出了一個可以操作的實施方案：《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
他在這個《設想》中提出了深化農村改革的十項措施。
這已經是一個綜合性的改革方案。他認為當前農村中存在著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已經是錯綜複雜的，下一步農村的改革必須是整體推進的。為此，他分別就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農村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以及農村經營制度、融資制度、勞動力轉移制度、科技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精神文明建設以及糧食購銷制度的改革，制定出了相應的改革措施。
當然，整體推進，不是要齊頭並進，更不意味著眉毛鬍子一把抓。他明確指出，要將土地制度和稅費制度的改革作為突破口。
這些改革措施，他設計得已經十分具體。比如，在穩定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長期不變上，他建議給農民承包耕地三十到五十年的使用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可以有償轉讓，可以作價抵押參與集體經營，部分地恢復土地的商品屬性；比如，實行農業稅費徵收辦法的改革，他認為應該是稅費統籌，折實徵收，交納公糧，取消定購，一定三年，不增不減，稅人國家，費歸鄉村，嚴格收支，賬目公開等等。
他的許多改革設想，大都寫得言簡意賅，通俗易懂，並且朗朗上口。這多半與他長期的農村工作經驗有關，深諳農民之道。
待書面的匯報材料一打印出來，他就通過省委書記盧榮景的秘書劉學堯和余焰爐，省長傅錫壽的秘書方寧和翟慶黨，首先送給了省委、省政府這兩位主要領導。當然，他也及時分送給了有關的省委副書記和副省長。
一晃，三四個月過去了。他送上去的那些報告，竟然一直沒有任何動靜，這使得何開蔭開始惴惴不安。
他想，這顯然與省農委辦上次的那份持有否定意見的「論證報告」有關。可是，他已經在報告上把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負責人約見他時的建議，和傳達的李鵬總理的講話，都作了說明呀!
何開蔭如墜五里霧中。
這年七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給何開蔭打來電話，邀請他去長春市參加一個由《農民日報》社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全國農村問題研討會」。而且，就在這之前，《農民日報》已經把他有關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刊登在了《農村情況》上，並特地寫了個「編者按」。
北京打來的這個電話，以及《農村情況》轉發他的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這都給苦悶不堪的何開蔭，猶如打了一支強心針。至少，可以說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已經在關注他的研究工作；《農民日報》作為農業部的機關報，也是支持他的《設想》的，他的種種設想由於《農民日報》的廣泛散發，已經走向了全國。他當然希望有更多的農村政策的研究工作者參與進來，更希望能夠通過參加在長春召開的這個研討會，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行們一道探討中國的農村問題。
他是懷著激動的心情去找室主任的。因為興奮，他甚至想不到去留意頂頭上司的臉色，就把北京的電話通知作了匯報，希望得到支持。沒想到，主任的態度很冷淡：「不同意去。」
「為什麼?」何開蔭大惑不解。因為，調研室，幹的就是調查研究的工作，國務院發展中心能邀請本室的工作人員去參加這樣一個全國性的會議，作為室頭兒，應該感到高興，感到自豪才對。
然而主任沒再回答，頭也不抬地只顧忙自己的事兒。何開蔭一下傻了。
他忍無可忍地跑去找省政府副秘書長劉永年。劉永年聽說何開蔭應邀將去參加一個全國性的研討會，態度十分明朗，高興地說道：「應該去，這是安徽的榮譽嘛!」
有了劉永年副秘書長這句話，當天上午，何開蔭就趕往車站，把去長春的火車票買到了手。誰知，下午一上班，主任劈頭就問何開蔭：「你買票了?」何開蔭理直氣壯地說：「我買了。」主任不容分說地把手伸到了何開蔭面前，「把票給我。」何開蔭反問道：「為什麼要給你?」「這會你不能去!」何開蔭說：「劉副秘書長已經批准我去!」調研室主任的口氣很硬，「劉永年副秘書長?他還能有省裡大?」何開蔭一個愣怔：「難道是省領導不同意我去?」
主任不再說話。但他依然不容置疑地向何開蔭討要車票。
但是，何開蔭卻對這件事將信將疑，他不相信，作為一個省級領導，有那麼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竟會對這樣一件小事感興趣。如果這真的是省長的意思，又說明什麼呢?是因為省領導早先在馬鞍山一直從事冶金工作，對農業上的事情不熟悉，不重視?還是鑒於當前「治理整頓」的敏感形勢，怕他這個政府部門的成員，到全國性的會議上給安徽招惹是非?回到家，何開蔭一直百思不解，連飯也吃不下。直到躺在床上，才猛地悟出，上次省政府辦公廳編發有他那篇文章的《政務內參》出來以後，許多主管和不主管農業工作的副省長不是作了批示，就是表明了態度，惟獨主要領導至今不置可否。
現在，有一點是再清楚不過的，那就是長春會議不可能再去了。一個政府辦公廳的一般調研員，要跟最高的行政長官過不去，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何開蔭不得不放棄了這次長春會議。
兩個縣委擴大會
那段時間何開蔭差不多是度日如年。
一天，何開蔭剛走進省政府的辦公大樓，就被副省長龍念喊住了：「老何，你來一下。」
何開蔭好生納悶，龍副省長分管的是工業，他找我能有什麼事?到了龍念的辦公室，何開蔭才知道，龍副省長對這件事很感興趣。龍念在仔細地詢問了何開蔭的一些改革設想後，果斷地說：「老何啊，農業我不懂，但是我有扶貧任務；我的扶貧點在臨泉縣，你的那些設想可以在我的扶貧點先搞試點。」
龍副省長是個做起事來雷厲風行之人，他這樣說，就算一錘定了音。隔天一大清早，他就把何開蔭叫到政府大院，乘一輛麵包車，去了臨泉。他們在這個國家級貧困縣，一呆就是一周。白天研究扶貧，作為高級農藝師的何開蔭，便成了龍念的扶貧高參；晚上，龍念就把臨泉縣的糧食局長、稅務局長、政府辦公室的主任和體改委主任，一一喊來幫助何開蔭算賬，想搞出千個讓各方面都能夠滿意的稅費統籌的方案來。
在離開臨泉縣之前，龍副省長還和何開蔭約定，等到了秋收時節，他將陪著他再來臨泉，以啟動稅費改革的試點為契機，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同時推動扶貧工作的全面開展。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一九九一年夏秋之交一場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他們的計劃泡了湯。不少農村都被泡在洪水裡，農民連飯都吃不上，還搞什麼稅費統籌呢?再說積極支持這項工作的縣委書記陳業夫也被調走，熱心這事的周縣長在政府換屆時又意外地被選掉。結果，空歡喜一場。
當然，也有讓何開蔭舒心的事，心裡的一個疙瘩終於解開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了省裡所以不准他去長春開會的原因。原來那期間有人在上頭告發他「招搖撞騙」，為此省政府還派人跑到國務院去核實李鵬總理說沒說過那些話，國務院研究室又是否約他去中南海匯報過工作。外調是背著他幹的。當調查被證實確有此事時，出面調查的同志覺得幹了件虧心事，回來就對何開蔭掏了實話。
冬去春來，一九九二年悄然而至，這年三四月間，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有如摧枯拉朽的春風，給華夏大地帶來勃勃生機。
說得多麼好啊!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在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
「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擔心失去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呀。」
讀著小平同志激動人心的講話，何開蔭直感到熱血奔湧。
隨著小平南巡講話，安徽省常務副省長邵明站了出來，他再次把何開蔭的報告批給主管農業工作的汪涉雲副省長：「涉雲同志：何開蔭同志這個建議，提了幾年了，我也幾次看過，思考過。現在中央提倡大膽地試，你看我們是否選擇一個縣，或者一個鄉進行試點，如果同意，我們再與省裡領導通通氣，找有關部門一起研究。如何?」
邵明批示的第二天，汪滲雲就跟著表態：「同意邵省長意見。」
這真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機會終於來了。
這期間，全國國土學研究會在安徽省的淮北召開，著名的農村經濟專家杜潤生來到會上；何開蔭也應邀到會，並在會上發了言。因為開的是有關國土的會，何開蔭會上談的也只能是國土的問題，但他的心思卻依然在農村的改革上，因此，他也把他的那篇《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帶到了會上，並送給了杜潤生。杜潤生看了以後，大加讚賞。他對何開蔭說：「老何哇，沿海我不敢說，我要另外去調查，但我可以斷言，你這個措施對中國的中西部廣大的農村是實用的!」
杜老的高度評價，使何開蔭深受鼓舞。
會議臨結束時，阜陽地區常務副專員王懷中帶著車趕到會上，要接杜老到阜陽去指導工作。王懷中所以專程來請杜潤生去阜陽，一是杜在擔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時，曾主持起草過對中國的農村改革起到巨大作用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是黨內農業問題的大專家；二是，杜老在淮海戰役的時候，就曾在阜陽當過地委書記，他對那片土地有感情。一九八七年國家決定有選擇地開辦一批改革試驗區時，由於老書記的力薦，阜陽有幸成了中國第一個由國務院備案的農村改革試驗區。既然杜老來到安徽，阜陽人民邀請當年的老書記、老專家去試驗區指導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杜潤生是百忙之中見縫插針來參加這個國土會議的，來前就把回京的車票買好了，他對王懷中說：「我秋天可以來一趟，現在請我不如叫你們省裡何開蔭同志去。他是有辦法的人，已經拿出了一個很好的措施了。」
由於杜潤生的推薦，何開蔭就跟著王懷中同車到了曹操和華佗的家鄉亳縣。
當時，阜陽還沒撤區建市，毫縣也沒改作亳州，更沒從阜陽地區單獨劃出去，地區的幾大班子領導就全集中在那兒開會。何開蔭的到來，無疑為會議增添了改革的話題。地委書記王昭耀盛情地要何開蔭為大家談一談他對農村第二步改革的設想，被壓抑了許久的何開蔭，巴不得有這樣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謙虛，便把自己多年來深思熟慮的東西娓娓道來。
講完之後，他提醒大家說：「這個方案涉及到目前不少禁區，能否真的搞起來，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幾大班子成員隨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最後，王昭耀對何開蔭說：「我們決定搞，你來幫助我們一起搞吧!」
何開蔭終於聽到自己的設想即將被實施，心裡別提有多高興，但他依然不無憂慮：「這是有一定風險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們是經國家批准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允許搞一些創新和突破。即便有風險，也是由我們地委擔，由我王昭耀擔，這個與你沒有關係。」
王昭耀的話說得很平靜，卻說得斬釘截鐵。
何開蔭聽了一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裡有一陣陣熱浪在奔湧。是呀，有王書記這句話，他已經無須再說什麼了。
會後，王昭耀親自陪著何開蔭到下面去確定試點的地方。
他們首先到了穎上縣。
由於當年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曾在這個地區進行過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試驗，研究中心的杜鷹等人還專門深入到這兒前後呆了一年多時間。何開蔭認為深化農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稅費制度的兩項改革，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經在探索了，那麼，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自然就是農業稅費制度上的改革。因此他同王昭耀下來確定的將是稅費改革的試點地。
穎上縣為此召開了一次縣委擴大會，擴大會擴大到了縣裡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員。地委書記王昭耀雖然到會，但他特地說明，穎上縣同意不同意作為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地委不搞包辦代替，希望大家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
何開蔭首先詳細地介紹了有關情況，然後就是自由發言，會開得熱火朝天。沒有多大一會兒，會場上便出現了陣線分明難以融合的局面：縣委、縣政府很想幹，政協有點說不清，人大則持反對意見。支持者、反對者與折衷者都說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詞，思想最終也統一不起來。縣人大領導否定進行稅費改革的試點，是有著充足的理由可以擺到桌面上的：「這樣的方案明顯是與現行政策法規不一致的!」
何開蔭認真地聽著，越聽，越覺得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高瞻遠矚，切中時弊，太深刻了，也太及時了。他終於從反對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找出一句最典型的話，這就是：「別的地方沒有這樣幹，要是我們干了，將來恐怕鄉鎮幹部有意見。」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求穩怕亂，心安理得——這種「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像小腳女人一樣」的精神狀態，已經成了當前深化農村改革最突出的思想障礙。當然，何開蔭也還從反對者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看到了更隱蔽的原因。其實，怕來怕去，說穿了，就是怕實行了這種稅費統籌的辦法之後，鄉村幹部就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隨心所欲地從農民那裡收錢了。而鄉村幹部，毫無疑問，也包括縣裡幹部，他們的許多政績都是靠達標呀、升級呀弄來的，不准亂收費，不准亂攤派，不准亂集資，那些「公益事業」所需要的錢款從哪裡來呢?同意稅費改革，從某些意義上說，就等於是斷了自己的財路。
顯而易見，實行改革，首先必須要有改革精神，敢於先「革」自己的「命」!
王昭耀看清了這個形勢，他沒有勉強。因為任何農業改革是否成功，首先有賴於農民能否瞭解、認同和支持，縣級領導幹部尚且如此，又怎麼能指望他們去組織動員廣大農民取得這項改革的成功呢!他對何開蔭說：「我們再到渦陽縣去看看。」
到了老子的故里渦陽，王昭耀把何開蔭介紹給渦陽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因為地委有事需要他回去處理，就提前離開』了。走前，他誠懇地對何開蔭說：「這事急不得。有一點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陽地區搞稅費改革。」
渦陽縣也為此召開了一次縣委擴大會，或許因為沒有王昭耀書記的在場，會開得比穎上縣還要激烈。聽說稅費改革的基本原則是：「交足國家集體的，餘下都是農民自己的；任何部門和任何人都無權再向農民徵收一分錢。」會從一開始就炸了鍋。
會上出現的這種局面，竟然和穎上縣的差不多，縣委書記王保明是堅決支持的，他也主要是把這項稅費制度的改革，看作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務；縣長汪炳瑜的態度非常堅決，他認為今天的農民確實太苦，負擔太重，老何的這個方案能有效地剎住農村中「三亂」的不正之風。政協的意見較曖昧，人大卻是堅決反對。
當爭論各方相執不下時，縣長汪炳瑜竟站了起來，把筆記本往桌上一摔，說道：「所有風險我們縣委縣政府擔著。這麼多意見我們聽到了，知道了，但我們還是要干!」說得與會者一時語塞。
散會時，何開蔭找到汪炳瑜，他很感激這位敢於拍板敢擔責任的痛快縣長，但他還是十分誠懇地勸說道：「你們就要換屆了，還是等一等吧。不能因為幹這件事，把你的縣長也選掉了，以後什麼事就都幹不成了。」
汪炳瑜想想，也是這麼個理。雖說縣裡五大班子不能一團和氣，幹工作總得有個原則，但在大家的認識還不一致時，確實也不能操之過急。他苦笑道：「好吧，就先放一放。」
離開渦陽時，何開蔭不希望再去驚動縣裡的任何領導，他一個人，拎著包，默默地向長途汽車站走去。兩個縣的縣委擴大會開得如此熱鬧，他預感到，農村稅費改革的道路勢必將是漫長、曲折而又充滿著艱難險阻的。
一路上，他想了許多許多。幾乎沮喪到了極點。他感到很累，也很狼狽，就這樣，懵懵懂懂回到了合肥。
冒出一個新興鎮
世界真的是太大了，什麼事兒都可能發生。
其實就在渦陽縣的縣委擴大會開得熱鬧非凡，以致不歡而散的時候，在這個縣一個名叫「新興」的邊遠小鎮上，卻正在醞釀著注定會被寫進共和國改革史的一樁大事。
我們確實沒有理由把今天鄉村幹部的素質想像得太差，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是想把農村經濟搞好的，正是出於這個強烈的願望，新興鎮黨委書記劉興傑，鎮長李培傑，才會對《農民日報》上一篇極易被忽視的文章，發生了那麼大的興趣，並當即熱烈地展開了討論。
這是一篇署名為楊文良的《為農民鬆綁把糧食推向市場》的文章。他們對文章中提到的稅費改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萌動了要試一試「稅費一把抓，用錢再分家」的念頭。
兩人一扯到徵收稅費，無不感到頭皮發麻，腦袋發炸。眼看徵收的任務年年在加大，這一年，全鎮就要完成農業稅三十一萬元，農業特產稅二十四萬元，耕地佔用稅二點四萬元，烤煙產品稅八十一點五萬元，提留統籌款一百六十二萬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費用，總計就是三百二十萬元，人均負擔高出一百元，畝均負擔也在五十元以上。為完成以上徵收任務，他們必須組織人員上門催繳，這些人員所需費用一般達到徵收總額的百分之十，有時甚至達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這筆額外的花銷又要加到農民頭上。特別是煙稅，上邊年年派任務，鎮裡就只有分攤到農戶，每畝攤到八十多元；但是農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煙用煤、灌溉等生產性的投入上，每畝成本就將近二百元，一年辛苦下來反倒要貼錢。農民怨聲載道，鎮村幹部每年都要用十個月時間，在罵聲中強迫種植，在罵聲中催促收購，弄得鎮村幹部上下不是人。
劉興傑剛過而立之年，年輕氣盛，眼看這一年又難以完成收費與收購的任務，深有感慨地．對李培傑說：
「國務院幾番下令，農民負擔不能超過上年純收入的百分之五，結果呢，這個本用來限制亂收費的『上線』標準，如今卻成了加碼收費的『底線』。虛報浮誇風又這樣盛行，農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一千元，也得報到一千五甚至兩千元，最後就都按照這些虛誇數字的百分之五來徵收，怎麼得了!」
李培傑比劉興傑的年齡大上許多，經歷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劉興傑多，聽年輕的書記這番議論，他就為當年的糧價算了一筆賬：「國家糧食定購價與市場價的差別也太大，就說黃豆，國家收購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錢一斤，而市場上現在已經賣到了九角到一塊，農民對此極為不滿。這辦法總得變一變!」
「是呀，如何設定一個合理的辦法，真正減輕農民的負擔，」劉興傑歎著氣說，「收費收得叫農民明明白白，又能讓鄉村幹部從一年忙到頭也完不成的徵收任務中解放出來。」
劉興傑自擔任新興鎮的黨委書記以來，一直就在尋找一個解決的辦法。他發現為徵稅收費，鎮村兩級幹部與農民之間的積怨已經太深，黨群關係早變得嚴重惡化，他很想在這方面有些作為。
李培傑說：「咱不妨試試報上講的這個辦法。」
劉興傑說：「我喊你來也就是合計合計這件事。」
於是後來被人們稱作「新興二傑」的劉興傑和李培傑，一拍即合，兩人坐下來，按照楊文良文章提供出的辦法，進行了一番認真的核算：新興鎮每月工資支出為七萬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萬多元；辦公經費精打細算一年得要二十萬元；農業稅一般是定在五十萬元；加上建設費四十萬元，農田水利、植樹造林所需的二十萬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萬元，雜七雜八扣除以後，全年全鎮所需資金起碼在二百六十萬元左右。而全鎮耕田面積是八萬七千畝，細算下來，每畝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滿足全鎮的財政需求。
這樣，「一畝耕地一次交清三—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費」的大膽設想就產生了!
這個辦法群眾能不能接受呢?劉興傑和李培傑動員鄉村幹部去走村串戶，廣泛徵求農民的意見。農民一聽一次交清稅費後，再沒有人上門收錢納糧，全都樂得拍巴掌。
新興鎮土生土長的鎮黨委書記劉興傑，聽罷分頭下去徵求農民意見的匯報之後，在鎮黨委和鎮政府召開的聯席會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說：「我就是農民的兒子，農村的許多事都親身經歷，親眼目睹；我這是在家鄉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幹不出一點實事，只知道收錢，父老鄉親是會罵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來，他們就想方設法地尋求上級領導的支持。這年十月初，劉興傑和李培傑專程前往渦陽縣城，他們是小心翼翼地向縣委和縣政府匯報工作的。
縣委書記王保明、縣長汪炳瑜，十分認真地聽取了二人的匯報，特別是瞭解到他們已經廣泛徵求了農民的意見，鎮黨委和鎮政府還開會形成了專門的決議，決心很大，感到十分高興。他們不但明確表態可以試點，還把何開蔭有關農業稅費改革的具體方案作了介紹。
劉興傑和李培傑聽了，大為振奮。更讓兩人喜出望外的是，書記縣長非但鼓勵他們搞好這個試點，還當場敲定，縣委、縣政府決定於明年一月三日就在他們新興鎮召開一次現場會，為他們助威叫陣。
書記縣長作出的這個非常的決定，使得劉興傑和李培傑興奮得有點兒「受寵若驚」。有了縣領導的撐腰，「新興二傑」底氣更足了。
不過，這以後不久，二人先後聽說了縣委擴大會上發生的那場爭論，以及汪炳瑜在會上摔筆記本的故事，隱隱感到這事真的幹起來肯定不會這麼簡單，因為稅費合併徵收明顯違背了當時的政策法規。縣委擴大會尚且開得如此艱難，何況他們一個小鄉鎮?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後怕。
但，怕歸怕，該干還是要干。
「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劉興傑說，「誰追查下來，反正我們還有小平同志的這句話!」
李培傑說：「我看這項改革對各部門都有利，惟獨沒有利的就是鄉鎮幹部、村幹部，因為他們再揩不到農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於國家，有利於集體，又可以把農民負擔降下來，就是個人受點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認了!」
劉興傑尋思著說：「為減少風險，我們是不是可以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
後來，這個「更好的辦法」，終於想出來了。他們乾脆把稅費改革的方案提交新興鎮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這樣就可以爭取到鎮人大的參與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興鎮人民代表大會隆重召開。全鎮一百一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兩人請假外，其餘的一百零八人均如期到會。會上，李培傑代表鎮政府作了《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建立土地承包稅·(費)制度》的工作報告。經過代表們充分而認真的討論，一百零八位到會代表全都投了贊成票。
新興鎮的人民代表在審議通過大會的提案上，從來還沒有如此齊心過。
可以說，靠一個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這在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歷史上還從來不曾有過!
會後，共和國的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由鄉鎮政府宣佈改革的第一張佈告產生了。有著鎮長李培傑親自簽名的這張佈告，一個早上就貼遍了新興鎮所有的村莊和集市，廣而告之：「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全鎮將試行土地承包稅(費)制度。」
佈告內容如下：
一、實行稅費提留全額承包，農民只承擔按照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不再承擔任何費用，不准任何單位和個人向農民攤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鎮八點九萬畝土地，每畝承包費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實行稅費提留一次到位，農民按照國家規定交售的糧食，誰出售，誰得款；
三、鎮財政所直接與農民簽訂協議書，在收款期間，自然村、行政村幹部負責落實，同時要求全鎮幹部、國家職工、教師、黨團員帶頭交款
這是一張絕無僅有的佈告，它雖然是以一個基層政府的名義張貼的，卻是最樸實地表明了億萬中國農民渴望擺脫歷史的重負、勇敢地走向市場的決心。其中許多內容，對於今天中國的廣大農村無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義。它理所當然要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樣被我們所銘記!
新興鎮鬧起了稅費改革，這消息，像一道驟然亮起的閃電，劃過淮北平原這片空寂的原野，驚動了整個渦陽縣的鄉村幹部和農民。幹部們都被徵收稅費弄得焦頭爛額，農民更是被「三亂」搞怕了，聽說新興鎮試驗起「一次清」的「費改稅」，幹部群眾全打心裡歡迎。一時間，去新興鎮參觀取經看熱鬧瞧新鮮的人，滔滔似水，絡繹不絕。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說得清和說不清的各種束縛綁得太久，太緊，渴望得到解脫，尋找一種變化，現在，新興鎮帶了頭，闖出了一條新路，其他鄉鎮自然也都躍躍欲試。聞風而動的，首先是丹城鄉，他們幾乎是前腳和後腳似地，仿照新興鎮的辦法，召開了全鄉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會上審議通過了同樣的稅費改革方案。馬店鄉也不甘落後，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各項籌備。 ．
每年的元旦，淮北還是天寒地凍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風幾盡捲走了大平原上的一切生機，然而，一九九三年元旦，渦陽縣，以及渦陽周邊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縣，卻都是在熱談新興鎮稅費改革的話題中度過的。
新的一年的第三天，渦陽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領導，以及全縣各鄉鎮黨委政府的負責人，雲集新興鎮，如期召開了四大班子的聯席會議。按照縣委書記王保明、縣長汪炳瑜事先的計劃，是要通過這樣一次現場會，把新興鎮的改革作為典型示範推廣到全縣去。
會議安排劉興傑代表新興鎮首先講話，他也是作了認真準備的，並滿懷豪情地匯報了他們為減輕農民負擔進行的「土地承包稅(費)制度」改革的做法與心得。幾乎所有與會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聽著，整個會議處在一種亢奮的氣氛之中。然而就在這時，卻出現了連縣委書記、縣長都感到意外的情況，縣人大主任突然提出了異議，並嚴肅提出：新興鎮的改革方案雖然合理，卻絕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語氣是毋庸置疑的，冷靜的措詞透出堅定不移的否決態度和毫不動搖的原則立場。深諳政界仕途的人，一聽便知大有背景。
沒誰不清楚，這次的聯席會議是縣委書記和縣長二人倡導的，為』了張揚新興鎮的改革精神和推廣他們的改革方案，書記縣長可以說是用心良苦、「赤膊上陣」了。同樣，沒誰不知道，敢在全縣幾大班子以及所有鄉鎮黨委政府負責人面前公開這種與書記和縣長相悖相左的意見，不是有省人大至少也要有地區人大在背後支持。
這使得差不多的與會者都感到始料不及。
這對新興鎮的改革，對縣委、縣政府決定召開的這次聯席會議，無不是一記當頭棒喝!
正因為大家都明白人大主任的意見絲毫不摻雜個人的恩怨，即便是在這樣的場合表明相反的看法，不僅合理合法，名正言順，而且是在行使人大依法享有的權力，是在維護國家政策法規的嚴肅性，因此，不再需要人大主任點明，誰都知道：大張旗鼓地宣揚非法的決策，對於一個縣委、縣政府來說意味著什麼?
會場上，頓時呈現出一片令人窒息的寧靜。 ；
整個會議原先籠罩著的那種亢奮的氛圍，就在突然出現的這種寂靜之中迅速地消失了，消失得甚至找不出一點兒痕跡。
會議的宗旨也就在轉瞬之間發生了變化。
無論縣委書記王保明還是縣長汪炳瑜，在這種情勢之下，都不便再說什麼。
既然作為國家法律監督者的縣人大主任指出方案的非法，縣委書記和縣長又變得如此緘默，人們思考的方向便自然而然地很快從改革的思路上跳了出來，接下去的發言就開始變得模稜兩可起來。
現場會最後總結的情景，許多出席了那次會議的人至今印象深刻，儘管縣委書記內心是向著新興鎮的改革的，但話已不再是那樣旗幟鮮明，甚至說出了如果實在不行再回頭也來得及的話。
總之，現場會過後，所有支持的領導就變得不再那麼理直氣壯了。
新興鎮的稅費改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
是呀，這樣的改革還能再幹嗎?
劉興傑和李培傑猶豫過，但是，他們不甘就此罷休。鎮裡的黨政班子經過認真磋商，決定不改初衷，硬著頭皮也要把稅費改革繼續下去!
劉興傑和李培傑認準了一個理：這種改革對農民有好處；一個農村基層幹部不為農民謀福利，就是最大的失職!
他們當然知道組織原則的重要，也知道「試行土地承包稅(費)制度」是有悖於現行政策法規的，這些，他們全知道；不過他們更清楚，江澤民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大家「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無疑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待鄧小平南巡講話是口是心非，還是不折不扣地照辦，這顯然是高舉不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執行不執行江總書記重要指示，有沒有黨性的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證券」、「股市」，一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鄧小平卻語重心長地指出：「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並說，「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甚至說，「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
讀著鄧小平這些氣吞山河的講話，劉興傑和李培傑不僅感到親切，感到心靈的震撼，更感受到一種大徹大悟。
他們按照既定的計劃，把稅費改革的《試行細則》和稅費合併後的《收繳結算辦法》發到了全鎮每一戶農民的手上，並按規定挨家挨戶簽訂了協議。
於是新興鎮義無反顧地將中國稅費改革的序幕拉開了!
曾經準備和新興鎮一同進行改革的馬店鄉，終因黨委書記見勢頭不妙，主動縮手；而同樣是由基層人大開會通過了改革方案的丹城鄉，卻受到新興鎮的鼓舞，依然決定與新興鎮一起堅持幹下去。
然而，好景不長。三月一日，縣人大法工委與縣財政局突然興師動眾地派員下到新興鎮檢查工作；三月三日，鎮黨委書記劉興傑被調離。
有人說，調走劉興傑，那是對新興鎮稅費改革的「釜底抽薪」；也有人說，讓劉興傑出任副縣級的城關鎮鎮長，李培傑接替劉興傑當了新興鎮書記，那是縣委、縣政府對他們的重用。但是，不管怎麼說，稅費改革正處在十分艱難的起步階段，劉興傑的調離對新興鎮來說畢竟是種損失。
因為鎮長李培傑出任了黨委書記，副鎮長龔保傑就當上了鎮長。龔保傑也是個稅費改革的堅定派，因為他的名字裡也有個「傑」字，後來人們便把「新興二傑」改稱為「新興三傑」。
新興鎮的改革並沒因此而中止，倒是由於改革的得民心，順民意，很快便迅猛發展，勢如破竹。
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形勢就陡然急轉直下。這一天渦陽縣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一項決定：撤銷新興鎮和丹城鄉人大通過的實行稅費改革的決議。
面對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丹城鄉頂不住了，退縮了。李培傑也面臨著痛苦的抉擇。接到正式下達的決定時，人們發現，他把自己一個人關在辦公室裡，呆呆地望著牆壁尋思了一個上午。
第二天，李培傑去了趟縣城，他專程拜訪了縣人大主任。
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從主任那兒得到哪怕只是一點兒鬆動的口風。但是這種企望最後還是破滅了。得到的回答是絲毫沒有迴旋餘地的：「不要再搞了，這是非法的!」
但他依然不甘心，又跑到縣委，提出繼續改革的請求。縣委書記王保明當然知道，縣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那個決定，是受到上面支持的，到了這一步，他顯然也不便再明確表態，於是就說：「再干，就撤了你!」說完這一句，又意味深長地補了一句：「撤了你，也還是可以重新啟用的嘛!」
李培傑自然心領神會。
在回新興鎮的一路上，李培傑的心情十分複雜，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有時會在少數人手裡」的那樣一種悲壯。
他想：如果有悖現行政策和法規的事都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對，都要堅決制止，一概扼殺，那麼，中國的農村還會有鳳陽縣小崗村「大包干」的經驗嗎?小崗人不是敢為天下先，沒有不怕坐牢殺頭的勇氣去闖去「冒」，又怎麼可能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呢?
他想，這鎮黨委書記又算個幾品官呢?追查下來，大不了掉頂烏紗帽，只要能為老百姓幹好一件他們稱心如意的事，就是發配回家重新種田也值!
李培傑於是橫下了一條心，要把「這條道兒走到黑」!
這以後，無論大會小會，只要上邊詢問，李培傑都聲稱沒再改革，干的還是原先的一套。他抱定是要「瞞天過海」、「我行我素」了。
由於新興鎮同農民簽訂的協議規定，每畝耕地交足三十元錢之後，就不再承擔除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以外的其他義務，農民種田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不少農戶主動幹起了高效農業，僅藥材和渦陽的特產苔干，就都一下擴大到一萬畝，分別比上年增加了兩倍和九倍；池藕也擴大到五千畝，比上年增加到五倍以上。因為大家捨得投入，用心種地了，老天又幫了忙，午季出現了少有的大豐收。結果，這一年午季稅費的徵收，一沒用民兵，二沒動民警，更沒有鄉村幹部上門牽豬扒糧，全鎮僅用了十天時間，就順順當當完成了任務。這是多年來不曾見過的。
因為有著改革《試行細則》的約束，亂伸手的現象，在新興鎮得到了遏制，全鎮農民人均負擔和畝均負擔，都比改革前的一九九二年同期分別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二十點六。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
最出乎李培傑意外的是，試行土地承包的「稅費合一」之後，土地的合理流轉「浮出水面」，土地開始向種田能人手裡轉移。李培傑派人去摸底，發現全鎮自發轉包土地的就多達一百多戶，其中一戶轉入土地六十多畝，一茬優良大豆的純收入便是兩萬多元。還因為不要組織人員上門催款逼糧了，許多編製就不需保留了，僅此一項，全鎮精簡分流的村組幹部就是三百多人，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
儘管李培傑和龔保傑，對外守口如瓶，隻字不提「改革」二字，但這一切是瞞不過縣政府信息科的。科長王偉認為，新興鎮稅費改革出現的這些新變化，他有責任向省裡反饋。這一天，王偉把自己瞭解到的情況寫成了一份幾百字的材料，簡明扼要地報到省政府信息處。
新華社安徽分社一位記者得到了王偉提供的材料，覺得很有新聞價值，就把它編成了一份內參，在《半月談》內部版上予以發表。誰知，這只有豆腐乾大小的一則消息，卻激怒了渦陽縣人大的一些領導同志，瞭解到是王偉透露出去的信息，便找到王偉問罪：「你怎麼能把這樣的信息報上去呢?」他們認為這消息為渦陽縣捅了「漏子」，給渦陽人民的臉上抹了黑!
在縣政府召開的徵收任務完成情況的匯報會上，李培傑發現不少人竟用異樣的目光看著他，就估計改革的風聲可能傳開了。為不給縣委、縣政府領導招惹麻煩，在輪到他匯報時，乾脆撒了一個彌天大謊。他說：「新興鎮完全是在遵照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沒有再實行原先稅費改革的辦法。」他說得煞有介事。他不得不學會認真地說假話。
李培傑一旦嘗到了改革的甜頭，就下定決心要把這場改革堅持下去，同時又不得不把違心的彌天大謊繼續編織下去。黨性和良知，其實一點不矛盾，本來應該是一件事情，但為新興鎮的「土地稅(費)制度改革」，李培傑，也包括龔保傑，每天差不多就都生活在「組織紀律性」與良知的痛苦抉擇中…．
牆內開花牆外香
何開蔭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設想，在穎上和渦陽兩個縣委擴大會上遭挫之後，並未就此罷休，回到省城合肥後，他一直尋找著其他的支持者。就在那段時間，瀕臨長江的著名的中國銅都銅陵市，市長汪洋在全市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尋找差距自揭家醜的解放思想大討論，那場大討論在全國都產生了不小的反響。何開蔭突發奇想：何不把自己的改革方案寄給汪洋看看?他這麼想，馬上也就付諸了行動，給銳意改革的年輕市長寫了一封信，同時把有關材料一併附上。
汪洋看了何開蔭的信和材料，覺得很不錯，就把它批給了銅陵縣，要求縣裡研究一下實施的可行性。當時銅陵縣委書記陳松林雖然正在省委黨校學習，但聽說了這件事，當即就明確表示支持；在家主持工作的縣委副書記、縣長唐世定，熱情更高，接到汪洋市長的批示後，馬上給何開蔭寫信，邀請他親赴銅陵。
何開蔭於是滿懷喜悅地匆匆南下。
他沒想到自己的一封信這麼快就起了作用，然而，同樣沒有想到的是，在銅陵縣的幾大班子的會議上，當他把稅費統籌的詳細設想作了介紹之後，會上出現的情景，便和在穎上和渦陽見到的一樣，支持者理直氣壯，反對者也言之鑿鑿情緒激昂，各不相讓。
這使得主持會議的唐世定縣長十分為難。
唐世定最後為何開蔭送行時，一再表示：他是十分希望在銅陵縣進行農村稅費統籌的試驗的，但稅費的改革事關重大，沒有省領導的明確支持，下面的各種意見是很難統一起來的。再說政府換屆在即，如果有省委、省政府的明確態度，也好保持試點的連續性。
何開蔭又一次失望地回到合肥，他的心情很難平靜下來。因為，這時候，他突然收到了河北省委研究室給他的來函，幾乎是同時，還十分意外地又收到河北省委書記的秘書邢錄珍寫來的一封信。分別告知，他的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已引起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並認為他「所提的思路和辦法，不單適合河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於全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也有一定意義。」
讀著這些來自燕趙大地的信息，何開蔭萬千感慨。他在深受鼓舞的同時，卻也深感悲哀與無奈。
「莫非這事也驗證了『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古訓?」
他念念不忘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余國耀的期待：農業大包干是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率先搞起來的，更希望安徽能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再帶一次好頭!
雖然他的設想眼看在安徽成了奢望，先後在淮北和江南的三個縣碰了壁，但是他還是再次提筆給自己供職的省政府領導寫了一封信，信中，他懇切地希望「省領導明確表示支持，以利統一認識」。
不久，省政府副秘書長陳者香、主管農業副省長汪涉雲和常務副省長邵明，就先後在何開蔭的信上作了十分肯定的批示。特別是邵明的批示，何開蔭見到後非常感動：「何開蔭同志這個建議，提了多年了，我也多次看過，思考過。現在中央提倡大膽地試，是否選擇一個縣，或者一個鄉進行試點，如果同意我們再與省裡領導通通氣，找有關部門一起研究，如何?」
因為邵明的態度如此堅決，何開蔭於是就滿懷信心地等待著他「再與省裡領導通通氣」。可是，一天天過去，直到這年年底，他的報告如泥牛人海，這事再也沒有音信。眼看一年又過去了，送走元旦，春節就又臨近了，望著大家都在熱熱鬧鬧喜氣洋洋地忙著添置年貨，何開蔭卻打心裡感到一種倦乏和惆悵，絲毫沒有一點兒過年的心情。
他是個做事過於頂真的人，自從拿出農業深化改革的一些設想，到現在，已經五個年頭了，可他的那些設想還只能是設想，依然只是在紙上談兵。他多麼渴望能有個試點，好讓自己夢想成真啊!
聽著街上的孩子們不時點燃的喜慶的鞭炮聲，他在想，「天下大得很呢，能被外省採納也好啊!」
何開蔭終於對在安徽能辦成這樁事失去了耐心，他開始把目光投向了外省。儘管這使得他多少有些感到沮喪。
他想，既然河北省會是那樣的重視並準備動手，他有理由相信，中國的絕大多數省區都會對他的這些改革措施感興趣。
他一下就想到了鄰省省長李長春。
這首先因為河南省和安徽省一樣都是農業大省，農業大省面臨的最大的問題也都是農民的負擔。當然，他所以會想到李長春，還因為李長春的名字，對他，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早已是如雷貫耳了。李長春在當瀋陽市長、遼寧省長期間，敢闖敢冒敢動真格搞改革的故事，已為世人所知曉；瀋陽防爆器材廠在全國率先宣佈破產，就是他大含細入最精彩的一筆。
何開蔭像給自己十分熟悉又十分信賴的一位領導匯報工作一樣，他給李長春寫了一封信。他把自己農村改革設想的來龍去脈；具體的改革方案；以及國務院研究室為此專門編發了一期《決策參考》已送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領導並引起李鵬總理的重視等等情況，都作了說明。同時，他還隨信附了最近寫出的《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的文章。
信發出之後，何開蔭並沒抱多大希望。他知道，一省之長，日理萬機，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況且，自己與他素昧平生，冒昧去信，李省長會不會見到信都是未知數。只是作了這一番傾訴之後，何開蔭倒像了卻了一樁心事，信一寄出，他頓時感到渾身上下輕鬆了不少。
李長春對他的信予以高度重視，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很快還給他來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公函。
看了公函，何開蔭才知道，他的這封信剛剛發出，李長春已不是省長，而是出任河南省委書記了。來函寫道：
「你給李長春書記的來信及材料已收到。李長春書記、李成玉副省長分別作了批示，責成我們研究你的意見並與你聯繫。我們認為，你在《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一文中，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和意見，對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有一定的意義和作用。希望今後繼續把你研究的新成果、新見解寄給我們，以便相互交流、探討。」
隨函，他們還寄來了李長春、李成玉批示的複印件。從批件上可以知道，河南省委已決定「農業稅實行征實」，並確定先在商丘地區試點。
三月二十日，接到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郵來的來函；四月十四日，就又收到李成玉副省長代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向何開蔭表示衷心謝意的來信。
看到自己辛勤的耕耘終於有了收穫，何開蔭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與此相比，讓何開蔭備感失望的是，在這以後長達一年之久的漫長的時間裡，他給安徽省政府的報告，卻再也沒有等到什麼消息。
當然，這期間，安徽也有讓他感到高興的消息傳來。那就是，他渴盼已久的土地制度的改革露出了可喜的端倪：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傳達了中央作出的一項決定，將農民承包耕地的使用權延長三十年不變，而且允許有償轉讓、作價抵押，或是作為股份參加集體經營。
解決土地的永久承包，給農民一個長期的使用權，這是何開蔭五年前就極力呼籲過的。新的決定一傳達，阜陽地委和行署，就在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杜鷹等人的具體指導下，率先進行了大膽的探索。他們在全地區範圍內重新丈量耕地，以行政村為單位，按現有農村實際人口，本著「強化所有權、明確發包權、穩定承包權、放活使用權」的原則，熱火朝天地進行了新一輪的耕地承包分配，實行承包地生不增、死不減，可以繼承，也可以由農民有償轉讓、出租、抵押、人股。這樣一改，就使得轉讓土地的農戶得以安心外出務工經商，也有利於種田的能手從中擴大經營規模，於是許多農業科技人員和鄉鎮企業便紛紛租賃土地從事起專業生產。此舉不但提高了土地的產出率，更大大促進了中國今後農村的分工分業。
儘管這同何開蔭上書中央的《建議實行耕地永久承包，給農民長期使用權》的設想還不完全一樣，土地的商品屬性只有部分恢復，土地資源要素的流傳也只是適度進行，但何開蔭卻已大為振奮，因為放活土地的使用權已不再是天方夜譚。
他確信毛澤東的一句話：「中國的事情別著急，慢慢來。」
「困擾著九億農民的土地承包制度問題獲得了初步解決以後，農村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稅費制度的改革了。」他想，「這事雖然急不得，可我的頭髮都等白了呀!」
[ 第七章 天降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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