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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敢問路在何方
市場不相信眼淚
何開蔭在寫給中央的一份《調查報告》中，就這樣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次稅費改革方案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建立起增收機制。」
安徽在實施試點時，顯然注意到了加大對農業的扶持，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推進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加快農業科技的進步，增強農業的市場競爭力。總之，想方設法讓廣大農民增產增收，盡快富裕起來。
他們沒有忘記小平同志的一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當然，這種發展，應該是可持續性的發展。
調整農業結構給農民帶來的好處，是立竿見影的。我們在開始接觸這個話題的時候，正是合肥市屬三縣的瓜農「談瓜色變」的時候。一年之前，合肥市場上的各種西瓜都賣了一個好價錢，於是那些不去研究市場規律、至今沒有從傳統農業的束縛中走出來的瓜農們，就盲目地蜂擁而上，這一年合肥地區的瓜田，一下擴大到十八萬畝，總產量高達兩億七千萬公斤，而合肥市民日消西瓜只在一百五十萬公斤，加上這些西瓜的品種基本上屬於普通的中熟瓜，品種一般，產量太大，上市的時間又太集中，辛苦了幾個月種出來的西瓜，一角錢一斤也賣不出去，出現一個大西瓜不及半瓶礦泉水值錢的怪事。瓜農落下了傷心的淚水。
為盡可能減少瓜農的損失，省市新聞媒體呼籲市民多吃西瓜，合肥市政府也作出非常決定，在西瓜大量上市時，允許運瓜的小板車、拖拉機和各種農用車進入市區，交通警察還對瓜農實行了「一卡不設，一分不罰，…路綠燈」的特殊政策。
一時間，這座創建文明城市的活動走在全國前面的城市，朱鎔基也盛讚「那裡的環境特別好，空氣清新，環境整潔」的合肥市，整個亂了套：一街二巷，到處可以看到拉著西瓜篷滿灰塵的各種車輛，「肆無忌憚」地往來穿梭……
社會呼籲市民多吃西瓜，不討價還價地憐憫瓜農，甚至不惜犧牲省城正常的秩序為瓜農提供方便，此番義舉，以及市民們自發的慈善行為，都是十分感人的，這種同情心，當然是要提倡的，在困難時刻幫農民兄弟一把，也是理所應當的。問題是，市民相信眼淚，市場不相信眼淚。靠善心扶不起一種產品，靠道德更興不了一個行業。市場的問題，終歸還得靠市場的手段來解決。
就在眾多瓜農為西瓜滯銷而愁眉不展之時，講究科學種田的市郊三十崗鄉，他們種出的「京欣一號」、「早春紅玉」和「小蘭」等優質西瓜，在市場上一露面就成了搶手貨，價錢直線上升，竟賣到了一元錢一斤，而且，登堂入室，打進了省城的各大超市。
同樣是西瓜，一邊是慘淡經營，一邊卻成了大家爭相搶購的「香餑餑」。這在二OO一年七月的合肥，形成十分強烈的對比。
毛澤東說：窮則思變。其實思變的，只是那些「先覺者」。
三十崗鄉地處江淮分水嶺，崗沖交錯，原是合肥市郊區一個偏遠貧窮的農業鄉。他們在科研機構的幫助下，不僅培育出了優質的西瓜，還為這些西瓜註冊了商標。隨著生產品種不斷地擴大，他們先後培育出的鮮草莓、鮮水果、新鮮蔬菜以及特色南瓜和玉米，都擁有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註冊商標。
一個地方的農產品，上升為一個受法律保護的知名品牌，這在安徽，乃至全國，還都是一件新鮮事。
肥西縣紫篷山下的農興鎮，是安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中，調整農業結構使農村面貌變化比較大的一個鄉鎮。在那裡，我們見到了鎮長蔡家德，和下來指導工作的縣農辦主任劉大山。
蔡鎮長介紹說，「農興」這個名字，看起來振奮人心，但長期以來，它不過是這裡農民的一個夢想。全鎮有五分之二的面積是山區，大大小小九十四座山頭，農業生產的條件很落後，基本上還是在吃老天爺的飯。二十四個行政村，就有半數人、地、牲畜缺水，不搞農業結構的調整，可以說，就沒有出頭的一天。鎮領導班子經過反覆調研，最後理清了發展思路，這就是：「壓水擴旱，壓糧擴經，壓常規擴優質，壓單一擴混種；調優種植業，調強養殖業，調大林果業，培育加工業。」
劉大山饒有興趣地給我們講起今天的農興人，在他們的幫助下，怎麼「玩」起了過去想都不敢想的「花色點子」，舉辦起各種各樣的「野貨」：野薺菜、野蕨菜、野馬齒菜、野莧菜、野菊苣，還飼養起了野鴨、野兔、野山雞……
在農興鎮上塘村，我們訪問了苗木專業戶余成宴。余成宴屬雞，四五年生，五十七歲了。他家的承包地就在山坡上，因為多半用不上水，過去一直是以種棉花、點花生和侍弄山芋營生，單產只收到五六百斤，日子過得很緊。前幾年，在鎮裡的倡導下，他小心翼翼地擺弄起花卉苗木，起初只是「黃鼠狼娶親——小打小鬧」。稅費改革之後，縣委縣政府選中了農興在內的上派、桃花、山南和柿樹幾個鄉鎮，集中發展園藝苗木，市裡還特意從農業大學請來了專家教授，免費為大伙培訓，余成宴動了心，乾脆把承包地全拿出來，大搞園藝苗木。結果，一年生，兩年熟，這位種了大半輩子棉花、花生和山芋的道地農民，現在成了遠近聞名的「苗木能人」。他指著滿山遍野油光碧綠的林子，自豪地說，「那是一萬五千棵香樟，市場上很搶手，栽上一棵這樣的香樟，蒼蠅、蚊子都不會有；一棵就是二十多塊錢呀，一萬五千棵，賣個三四十萬元不成問題。香樟那邊，是冬青，也不少於兩千棵。」轉過身他又指著陽光下色澤鮮艷的場地說，「看到了吧，那是全紅紫薇，五千棵；旁邊的，是烏□，也有三千棵。我現在經營了十多畝，別人出地、出力，我出資、出技術，用城裡人話講，我這『蛋糕』是越做越大了，其實在全縣，我還算不上最大的。」
在領著我們四下參觀的當兒，他腰間的手機不斷響起，不是來向他取經就是聯繫業務，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
在糧價日益低迷，種糧食已無法使得農民變得富足的今天，農民渴望調整種植結構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但他們畢竟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無法瞭解市場的需求，大多數的農民依然是一籌莫展，這就需要一批領頭羊，帶動起周圍一批農民及時地調整了產業結構；也正是由於安徽的農村中，有了這樣一批既有市場經濟頭腦，又懂得用科學種田的「能人」，許多地區才會出現一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生機勃勃的局面。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們都很難相信這樣的事實：肥西縣清平鄉神靈村種植大戶吳正倉，從中國農科院植物所引進的人參果，畝產居然創下了十六萬元的破天荒紀錄。
不過，暴富的吳正倉頭腦還算清醒。他說：「這樣的價格肯定是極不正常的，隨著各地農民大面積的引種，估計價格會迅速下滑；但即使跌到每公斤四五元，一畝田好歹也可以收入上萬元，依然比過去種田划算。」
正如吳正倉所料，當肥東縣解集鄉闞集村的農民知道人參果是個寶，開始了大面積地引種，第二年，人參果在合肥市場上的形勢就不容樂觀，因為數量過大，又畢竟是鮮果，不宜久放，價格就只好「隨行就市」，於是走運的還蒙個高價，每公斤賣到五十元，賣到後來就不值錢了，一公斤能賣到兩元也就不錯。這以後全國迅速發展到十三個省市，大家都在搶著種植人參果，市場上的售價就趨於混亂，有的地方甚至是在相互傾軋，低價傾銷了。
人參果後來價格的跌落，大大出乎吳正倉的意外，「一畝田好歹可以收入上萬元」的希望卻並未成為預言，他和一部分農民雖然因為較早地引種了人參果，奔上了小康，但隨著這種技術的迅速地推廣，人參果最後變成了許多農民的「傷心果」。
農業技術推廣的過程，竟成了農民減收的過程，科學種田並非就一定會增加農民的收入，聽上去，這有些讓人難以思議，但是市場經濟的規律確實又是這樣深奧得很，裡面充滿了辯證法。
於是，人們漸漸認識到，搞結構的調整，適當地壓縮糧食的面積，決不意味著以往糧食抓錯了，調整結構也決不只意味著調整糧(食)經(濟作物)比例，理解是多種一點什麼，或少種一點什麼，甚至並不意味著僅是調整農產品的品種品質，而是要改變過去結構趨同的狀況，發揮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
合肥市在實施農村稅費改革的第二年，就從市財政中切出五千萬元作為「支農專項資金」，有計劃地引導郊縣農民進行農業結構的調整。合肥市清醒地看到，自己處於省級集散中心位置；
與本省其他地區，與外省市，乃至與國內外的農副產品市場，都有著廣泛的、密切的、全方位的商貿、物流和信息上的交流。基於這種區位優勢，合肥市在郊縣培育出了五大農產品基地：
發展三萬畝草莓、兩萬畝食用菌、五萬畝反季節甜西瓜和十萬畝櫻桃番茄、彩色辣椒、結球生菜、雜交毛豆的特色作物基地；發展一萬畝紅菱、一萬畝藺草、兩萬畝池藕、兩萬畝荸薺的水生作物基地；發展五萬畝黑花生、五萬畝黑山芋、五萬畝黑黃豆的黑色作物基地；發展五萬畝雪棗、大紫棗、水蜜桃和優質葡萄的林果基地，以及四萬畝花卉苗木基地。
合肥市的這種宏觀農業結構的調整，可以說是大手筆!
大別山區的金寨縣，是個有名的「將軍縣」，又是個出了名的貧困縣，這兩年他們大力發展蠶桑和板栗，老區的農民開始走上了脫貧之路；當塗縣農民，利用稻田、水塘養殖螃蟹，規模逐年擴大，漸成氣候；渦陽、蒙城和利辛三個縣，因為大張旗鼓地發展養牛事業，也已經成了我國著名的「黃牛金三角」；神醫華佗的家鄉毫州市，苦心經營中草藥，更是聞名海內外……
也有靠種糧種成了「百萬富翁」的。在鳳陽縣黃灣鄉後陳村，我們見到了被省委老書記王光宇喚作「陳百萬」的陳興漢。「陳百萬」認為，當農民，就得要種地，不務農，咋叫個農民呢?
現在他在黃灣的淮河邊上，承包了附近農民的一千二百畝耕地，為實現農業機械化，他先後購買了旋耕機、播種機、聯合收割機、大馬力的拖拉機，以及「小四輪」和農用汽車。他還築堤興圩，建起了排灌站，確保夏秋兩季旱澇保收。最好的一年，他竟收了一百二十萬斤稻穀、六十八萬斤小麥，被滁州市委、市政府譽為「種糧狀元」。
「誰說種糧不能致富?」陳興漢自豪地指著他家的二樓說，「種糧不光富了我一個，這一片的父老鄉親也都富了。我的這個樓上，就接待過二十八個國家來華的客人；朱鎔基總理也曾來作過客!」
毫無疑問，從已是全國勞動模範的「陳百萬」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今天黨的富民政策的深人人心，又深得人心。
當然，毋庸諱言，現在安徽廣大的農村雖然已經進行了稅費改革的試點，卻還是同中國廣大的農村一樣，減收的因素依然太多，而增收的因素太少，立竿見影的增收措施就少而又少。並且有著太多的「陷阱」。
因此，如果說結構的調整，需要調整的，就遠不是農業內部的結構，它還應該包括城鎮建設，義務教育，鄉鎮企業，非農產業，勞動力結構，資金、金融和經營方式等等，特別是，需要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平局面。中國需要進行一次制度革命，解放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讓更多的中國農民看到進城的希望，並最終讓他們告別世代繁衍生息的封閉鄉野，融人到城市化的洪流之中去。
前方的路，還很長，很長。
在輝煌與富足的背後
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同樣也是勞動力資源的大省。中央部署安徽省開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二OOO年，全省農村剩餘勞動力就超過一千萬人，已佔到農村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可以肯定，隨著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這一比例，將會進一步擴大。
如何開發農村勞動力的資源，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這已不僅是減輕農民負擔題中應有之義，更是實現農業現代化，事關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戰略性的大問題。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能拋下農民；沒有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
種田出現經營性虧損，農民負擔又造成務農效益的進一步低下，一家農戶就那麼點地的種田模式對農民的吸引力正在喪失；城鄉之間巨大的落差，就更加使得許多農民將世世代代視之為生命的土地，看作是一種「負擔」，於是一個人數驚人的農民大軍，便浩浩蕩蕩，背井離鄉，衝破了各種人為的鐵壁銅牆，湧進了中國各地的城市。
走進了城市，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卻只能寄生在城市的屋簷下。城市的「低保」、「醫保」、住房補貼以及各種各樣社會福利的溫情的大網，依然將他們拒之門外。
不可逾越的戶籍制度，注定他們只能成為城市的「候鳥」。
國家統計局一項統計表明，我國跨省流動人口已經超過一億兩千萬人。在這些跨省流動的人口中，川、皖、湘、贛、豫、鄂六省流出的人口，佔到了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九點三，超過了總數的一半。安徽流出的人口已位居全國第二。
安徽現有兩千七百多萬農村勞動力，其中就有七百多萬在外地打工就業。在這七百多萬個民工中，僅上海市的就高達一百二十五萬多人，佔到上海外來民工的三分之一。而這只不過是官方的統計數字，事實上，有很大一部分安徽的民工已經在上海站穩了腳跟，又把妻子兒女帶往上海，實際在滬的安徽民工已遠遠超過二百萬人。在中國東方的這座大都市中，只要有能容納民工的地方，就一準能找到「皖軍」的影子。
七百多萬外出務工的安徽農民，為外地創造的GDP，若按每年每人五萬元計算，總值便是三千億元，這幾乎相當於安徽省一年的GDP總值，就是說，外出打工的安徽民工，每年都在安徽的境外創出一個「流動的安徽」；而他們打工所取得的工資性收入，每年匯往家鄉的，至少也在三百億元左右，顯然又高出了安徽地方財政的收入，也就是說，這些在外打工的安徽農民，每年在外邊創出一個「流動的安徽」的同時，還又創出一個「回歸的安徽」!
在我們所到的那些偏遠的農村裡，常常會在一片破敗陳舊的農舍中間，發現幾處鶴立雞群讓人眼前一亮的樓房。這些樓房，不用去問，它的主人不是享有特權的鄉村幹部，便是有外出打工者的人家。安徽要實現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的跨越，就不能不重視和用好這支進城的民工大軍。事實上，安徽省在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工作上的起步是較早的，隨著稅費改革的不斷深入，省委和省政府相繼出台了許多相關的文件，大力表彰「走四方」的「農民創業之星」。省農委，省勞動保障廳，省民政廳，省公安廳，省交通廳和省建設廳，也都先後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當歐美各國的學者雲集日本箱根，系統而又認真地討論關於現代化的問題時，中國卻正困在一場天災人禍造成的大饑饉中，接著又爆發了災難深重曠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在我們開始為實現現代化而進行一場改革時，甚至並不清楚，中國要想現代化，尤其是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人口首先必須大量減少，農村剩餘的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勢必將成為當今中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美國，農業人口只佔到全國總人數的百分之七；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經濟發展是歷史上最快的，這也正是它的農業人口由占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減到百分之十五的時候；我國的台灣省也不例外，它的高速發展，同樣是在農業人口從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減到了百分之十五的這一時期。
中國目前有十三億人口，農業人口佔了九億，其中，勞動年齡人口就佔到五億多，鄉鎮企業只解決了幾千萬，農業生產也只需要一億多，還有三四億過剩勞動力有待流出。
因此可以說，只有大批的農民從土地上走出來，成為市民，中國的現代化才有希望。然而，今天中國的城市對於億萬打工的農民來說，還不可能會是愛的驛站。他們絕大多數人享受到的，還只是漂泊的生活和失落的情感。他們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裡人平起平坐」，一些人利用政府賦予的職權，對他們吃、拿、卡、要，最讓他們寒心的，還是身前身後佈滿的種種陷阱：沒完沒了的加班卻沒有加班費；損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勞動沒有起碼的勞動保護設施，許多人則常常上當受騙，干了活竟拿不到工資；更有因工負傷、患病、致殘，就被一腳踢出門外了事，還有令人痛心地淪為了乞丐、妓女、吸毒販毒者和犯罪分子……
社會學研究專家李強等調查發現，僅二OO二年，在北京打工的外來民工，大約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拿不到工資，或是被拖欠工資；由於各種原因，有百分之三十六點三的農民工出現過身上一文不名的現象；有六成民工每天勞動時間超過十小時，三分之一超過十二小時，百分之十六在十四小時以上；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生過病，而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單位未付分文醫藥費。
這些竟然都是發生在中國的國都北京!
無數外來的民工，用他們的汗水、淚水，心力交瘁地創造著一座座城市的輝煌與富足，但我們城市的一些人，卻讓各地的農民工懂得了什麼叫「為富不仁」。同在一片藍天之下，人與人之間那種應有的平等、互助、友愛、尊重和謙讓，就這樣被無情而又徹底地打碎，甚至沒有為他們留下多少憐憫與溫情。
我們已經來到了二十一世紀，沐浴著新的世紀新鮮的太陽，但是我們卻依然是被這樣一些消息所困擾，所震驚：農民人均純收入繼續在下降，國民收入苦樂不均的現象變得愈來愈突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痛切地指出，中國已經跨人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國家；公眾對收入分配現狀已經產生不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認為「貧富懸殊」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
當今之中國，凡有能力的人，幾乎就沒有願意待在農村的。頭腦靈活的，通過考學進入了城市，有點門路的也都通過招工、投親或是打工湧向了城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為什麼鄉鎮企業蓬勃興起?主要是當時的農村積攢了一批人才。但是這以後，農村的人才不斷外流，鄉鎮企業的人力資源難以為繼，創造精神和創業資源的貧乏和枯竭，這無疑是近幾年鄉鎮企業後勁匱乏的重要原因。
城鄉差別使一個國家的財富資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財富資源不僅包括人力資源，同樣包括實物資源。因此，與人才一起流走的，已不僅是農村中的優秀人才，更有大量的資金。從我們掌握到的數字看，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年間，淨流出農村的資金累計，就高達三千零五十七億元，年均三百多億元!
有消息表明，公安部早在一九八五年就開始起草《戶籍法》了，以期徹底填平橫隔在城鄉人民之間的這條不平等的鴻溝。可是，漫長的十八年的歲月過去了，中國農民望眼欲穿的《戶籍法》，卻至今不見出台。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各部門的阻力太大，廢除農業戶口和非農業人口的二元結構，幾乎遭到政府各個部門的一致反對。
看上去，不可思議，其實，說到底，是我們有不少的政府部門，死抱著在計劃經濟時代已經得到的那許多部門利益和傳統特權不放，寧可抱殘守缺，也不肯有所作為。
令人不安的是，隨著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壓力在加大，各地城市普遍採取了「騰籠換鳥」的辦法，或辭退農民工，或限期使用外來民工，甚至增加限制使用外地人員的行業和職業範圍，導致外出找不到工作而返鄉的民工逐年增多。這是我們今天的統計數字沒有包括在內的一個龐大的農業失業群體，這個群體的人數是大大超過城市失業和下崗職工的人數的!
只要農業的社會保障一天得不到解決，沒有一種新制度來安排解決依然留在農村的農民們的生老病死，農民就只能依存已經十分有限的土地。儘管這種依存是十分被動的，更是無奈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今天中國的農業仍是多數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那麼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貧富懸殊就必然會被進一步拉大；如果城市的產出，農村市場無法接受，我們商品的全面過剩和通貨緊縮將不請自來；如果農村被長期地排除在現代化的進程之外，就極可能會使年輕的一代農民，成為活躍的社會的不穩定源，從而加劇城鄉斷裂的危險，由此引發的衝擊和震盪，肯定都將是災難性的！
小崗村的憂慮
二OO二年金秋，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進入了第三個年頭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為「減負」下的決心，不可謂之不大，做出的努力，不可謂之不苦口婆心，但是農村中的「三亂」卻突然又起，而且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
農民負擔的這種反彈，來勢之猛，讓許多人始料不及。
據《新安晚報》透露：從二OO二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一日，短短十三天，學生家長投訴教育亂收費的人民來信，就多達三百六十九件，幾乎遍及安徽各地。其中，臨泉縣五十三件，阜南縣三十六件，固鎮縣三十件，太和縣十四件，泗縣二十一件，定遠縣四十六件，望江縣十六件，太湖縣十六件，天長縣十五件，池州市貴池區十九件……
其實，問題的嚴重，遠不是這些從安徽省物價局得到的群眾舉報，各地投訴的，還不僅僅是一個教育方面，也不光只是這一年的八九月份，自實行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以來，「減負」的工作一直就呈「高壓」態勢，可是涉農收費的問題一直依然還是困擾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
安徽省價格檢查所為此開展過一次涉農收費專項的大檢查，檢查中發現，有些地方收費的項目少則十幾項、幾十項，多則又是上百項；收費的部門已經涉及到了教育、土地、司法、民政、供電、財政、稅務、工商、衛生、公安等等；收費的內容也涉及到上學、建房、結婚、生老病死、出售農副產品等等。
可以說，這是一次全面的「死灰復燃」。
按照試點之初，省政府《致全省農民朋友的一封信》上的規定，農民建房除由土地管理部門收取五元土地證書的工本費而外，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費用，但有些地方農民在辦理建房審批手續的過程中，交納的費用項目之多、標準之高，再次叫農民無法承受，不但要收土地證工本費，還要收取征地管理費、土地有償使用費、權屬變更費、造地費、開墾費、受益金、耕地佔用稅、建築營業稅等一干子稅費。農民經批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建一所房屋，各種費用需一千至三千元，有的竟高達五千元以上!
此外，有的農民外出務工辦身份證，要被收取戶籍證明費或身份證遞卡費；農民結婚時，還要被強制收取咨詢費等多項有償服務費；明明是國家投資的農網改造，農民不但要出義務工、小工費甚至要出施工人員的伙食費……
省委書記王太華又一次拍案而起。
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切實減輕農民的負擔，安徽省委、省政府指示各有關部門對群眾反映強烈的中小學亂收費、農村建房亂收費等案件，進行嚴肅地查處和糾正，堅決制止和有效防止農民負擔出現的這種反彈。
潛山縣物價局和縣教委聯手超越權限，違反規定，制發了行政事業性收費文件，擅自變更中小學收費標準和範圍，縣物價局局長被免職並給予行政降級處分，縣教委主任和物價局業務副局長受到行政記大過處分；泗縣大莊鎮建設所所長，壽縣楊仙鎮黨委書記、鎮長，以及蒙城縣三覺鎮、懷遠縣朱□鄉、阜南縣三塔鎮等鄉鎮一批黨政負責人，也都因為亂收費分別受到撤職、記過或黨內嚴重警告的查辦。
省委辦公廳和省政府辦公廳，對幾起較為典型的加重農民負擔的案件進行了通報。通報指出，省委要求各地在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稅費改革領導的同時，對違反規定、擅自加重農民負擔的案件，要堅決做到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遷就。對農民負擔問題嚴重的地方，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還要追究縣(市、區)黨政主要領導的責任。通報中指出，省、市兩級均已成立了涉農案件查處辦公室，要求各縣(市、區)也盡快成立這一辦公室，並向社會公開舉報電話，以便在全省形成一個涉農問題的監督查處網絡。
這期間，我們也不斷接到這兩年採訪過的農民朋友的來信和電話，反映他們那兒才過了幾天舒心的日子，縣鄉和村裡的幹部就又把手伸了出來，各種名堂的「三亂」捲土重來。
許多亂收費的借口甚至是讓人哭笑不得，又是觸目驚心的。
在發生過震驚兩省數縣「大高村事件」的靈璧縣馮廟鎮，農民至今噤若寒蟬，亂收費不僅依然照舊，竟揚言如有上邊人下來檢查稅改工作，不准說有問題，否則，「將對他絕不客氣」。
最不可思議的，還是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後來發生的事情。王營村村民寫給有關方面的告狀信，長達七八千字的狀紙開篇寫道：
「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已進入法制社會的今天，我們王營行政村村民的民主權利、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還在遭受著如此野蠻的侵害，請看白廟鎮黨委副書記李俠、鎮民政辦主任周占民、村支部書記王俊彬在王營的暴行吧!」
看到王俊彬的名字，我們不由一驚。
——這不就是當年那位帶頭上訪，一度被通牒追捕，開除黨籍，後受到中央的關註解決了問題、恢復了黨籍並被選為村支書的王俊彬嗎?
怎麼在王營「被迫無奈又一次舉行集體上訪」時，當年的這位上訪的領袖又成了被上訪的對象呢?
從狀紙上看，王營村今天又一次出現幹部私闖民宅、扒糧打人的事，並隱瞞國家下撥的「災歉減免款」，村民們提出意見後，鎮村幹部惱羞成怒，依然故伎重演，動用執法機關上門抓人。告狀信在陳述了「災減款事件」後，這樣寫
「農業稅災歉減免款，是中央財政和省財政在大災之年撥下來減免災區農民農業稅的專項錢款，這是為了讓農民休養生息，當然也為了讓農民在大災之年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知道黨和政府時刻在牽掛著農民的生活生產，時刻都在關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在這樣的錢上也敢做文章的官們，他們摟走的，就不是一筆普通的資金，那是黨和政府對災區農民的一片愛心啊!」
讀後，心潮難平。王俊彬前後角色的轉換，也讓我們陷入了痛苦而良久的沉思。
難道說我們當今中國農村舊有的體制，真的就是一潭「魔水」，它可以使一切陷入其中的人變得面目全非?
這使我們想到二OO一年春天的小崗之行。那是在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會議即將在合肥召開的日子，我們極想知道，二十多年前曾經引發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偉大變革的發祥之地----「中國改革第一村」，今天的情景。
提起過去的農民負擔，嚴宏昌同我們見過的那些村長一樣，把頭直甩。他說，「小崗的出名，就出在領頭搞了『大包干』，『大包干』的三句話，如今已經是家喻戶曉了：『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想不到後來的麻煩，也就出在這三句話。上面刮下來的所有的『三亂』風，就沒有一項，不是打著國家和集體的幌子，後來就沒法子可以『交足一留夠』了。你餵豬吧，生豬稅，又多又爛，氣得村民最後乾脆不喂；誰家買了輛拖拉機，交齊機械管理稅還不算，你上不上公路，養路費，監理費，檢測費，少了哪一項也不行；不管你田裡有投有『特產』，也一樣全都得交『特產稅』。」
「當然稅改以後，這些亂七八糟的這稅那費沒有了，可是，村級收入普遍下降，新的問題又出來了。」
嚴宏昌說：「現在村裡的辦公費，一分錢沒有。鎮政府的日子也不好過，返回給小崗村的經費，一年也就只有三千零八十塊錢。」
他把右手伸在我們面前，扳著指頭，算了一筆細賬：「村幹部七人。支書，主任，文書，每人年薪一千八；另外四個人每人年薪就只有一千。這樣的工資，不能說是多吧，可僅這一項加在一起，也得要九千四百元。村裡沒有能攢錢的企業，村幹部工資首先便沒了著落；優撫對象的補貼、貧困戶的救濟，自然全成了問題；再說村裡還有三個『五保戶』，每戶每年要一千八，三人一年就是五千四，這筆供養費也就難兌現。」
他無可奈何地說了句順口溜：「現在是，國家財政扶搖直上，縣級財政搖搖晃晃，鄉鎮財政沒啥名堂，村級財政一掃而光。」
他苦澀地笑了。說道：「為搞好這次稅改試點工作，中央和省裡都撥下來專項資金。村級建設專用款，風陽縣撥來二百萬，大村小村一律撥下了五千元，這顯然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了，總歸還是無濟於事。當然，作為小崗村的幹部，我們再困難，也不能再去向村民們要，村裡的『一事一議』也不能超過規定的十五元錢。稅改第一年，一部分村幹部想不通，就撂了擔子，梨園村的支書和一個副村長，嚴崗村的副村長，東莊村的村幹部，就先後進城打工去了。這兩年，我從村裡總共報銷了十六塊錢，那還是去祝賀我們小溪河鎮居委會成立；上縣開會，沒辦法，全靠掏自己腰包；僅是陸陸續續為村裡添置辦公用品，我就已經掏過二百多元錢了。」
我們聽了甚感意外。就問：「你就是按時足額拿到那一千八百元『年薪』，每月只攤到一百五十元，這點錢，就是養家湖口也成問題，外出開會，添置辦公用品，還都要自己破費，日子怎麼過?村長還怎麼當?」
嚴宏昌朗聲笑道：「靠孩子，靠老婆。」
他甚至透出幾分自豪：「老二嚴余山和老三嚴德蘭，兄妹二人早年就闖深圳，現在都幹得不錯，嚴余山還在一家企業做上了管理工作；老五嚴德錦，在省城電視台也當上經濟記者；愛人段永霞也一直在搞家庭養殖，養雞養豬，收入也不賴。我這個村長全靠他們支持。」
告別小崗村回到合肥，我們一直在想：這可是小崗村啊!』嚴宏昌們為愛護「中國改革第一村」的殊榮與形象，可以這樣大公無私，可以表現得高風亮節，有這種覺悟和境界，有這份光榮和責任，相信他們即便再苦，再難，也決不會再去掏老百姓的腰包。可是，這顯然並不能說明，更無法保證其它地方的村官、鄉官和縣官們，都會像嚴宏昌們一樣的「克己復禮」，一樣的「委曲求全」。在稅費改革的「風聲」比較緊的「高壓」態勢之下，有些人可能會變得收斂一些，但如果中國農業體制和政策上的那許多弊端與缺陷，沒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農民不合理的負擔想要得到徹底制止與有效防止，幾乎是不大可能的。農民負擔的這種反彈，看來只是遲早的事!
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尚且如此之難，那麼，又怎麼才能解決農民富裕、農業現代化，解決城鄉迅速擴大的問題呢?
這樣看；搞稅費改革，給農民減負，乃至科學種田、進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些顯然都是非常必要和近切的，但它顯然又都還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治本之策、根本出路。
中國改革正在過大關
中國農業的出路究竟在哪裡?
阻礙中國農村飛速發展的癥結又到底在哪裡?
如何才能重新喚起中國農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所表現出來的那股沖天般的熱情和幹勁，重新激起農民埋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由世代積累下來的巨大潛能，再造二十一世紀中國新的文明史?
為此，我們尋訪過許許多多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也閱讀了大量的有關的研究報告。也許他們講的全有道理，我們確確實實有著許多十分緊要的事，需要抓緊去做!
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是一個大學問家，他顯然喜歡借用歷史說話，讓事實說話，甚至不用多少高深的理論，卻同樣的震撼人心。他說：任何一項改革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當最初提出改革的時候，誰也想不到，一九八二年就出現了改革回潮；十二大肯定計劃經濟為主的提法，一九八四年便翻過來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那時大家都興奮得不得了，結果，幾個月後，通貨膨脹出現了，只得向後退；一九八六年國務院制定的配套改革方案，差一點就付諸實施了，也曾興奮得很，以為中國改革從此走上坦途，可是過了幾個月，又決定不實施了。以前，總希望出現什麼開天闢地的事情，現在我卻認為，只要能夠一步一步地前進就很不錯。我們不能對前途盲目樂觀，近年來一些重大改革不斷挫折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正在過大關。」
這位在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革中勇於進行探索，並贏得了「吳市場」稱譽的經濟學家，這兩年特別喜歡引用狄更斯《雙城記》小說中開頭的話，暗示出他對中國改革的解讀：「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齊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另一個方向……」
吳敬璉說：「在一個錯綜複雜的大轉變時代，我們必須看到，好壞兩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因此，兩種前途都是可能的。我們當然希望有一種最好的前途。但是中國的未來，只能取決於我們現在的認識，和今天的努力。」
跳出黃宗羲定律
湖北省咸寧市鹹安區委書記宋亞平，在湖北省是個有名的「改革書記」。為提高鹹安區幹部隊伍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增強他們的改革意識，他曾將三分之一的區鄉幹部派到南方去打工鍛煉，每人每月只發給五百元工資，其餘的，就全靠自己在社會上打拚，因此，大家又把他喊成「打工書記」。
二OO二年八月，宋亞平慕名來到合肥，想親自聽一聽倡導農村稅費改革的何開蔭談一談正在安徽試點中的這場「費改稅」。然而何開蔭開門見山的一句話，卻大大出乎他的意外。
何開蔭說：「『費改稅』不過給農民減輕了三四十元的負擔，我們現在就是稅費全免，不向農民徵收一分錢，它也不可能引起中國農村經濟發生質的變化。」
宋亞平多少有點兒詫異地望著何開蔭。
何開蔭說：「我的理解，改革就應該是創新，體制的創新，機制的創新，制度的創新；重大改革，那就應該是一場革命。」
接著，他引用鄧小平早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七日就說過的一句話：「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不進則退，退是沒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綜合性的改革，才能夠保證本世紀內達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個世紀更好的前進。」
引用了鄧小平「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綜合性改革」的話，何開蔭才又說道：「『費改稅』只能減輕一點農民過重的負擔，並不能解決主要矛盾。自從大包干以後，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農村又積累了不少新的矛盾，正是因為當時的農民負擔已經成為全社會的一個熱點和難點問題，而且，又是處在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位置上，我們才選擇它作為突破口，先把農民過重的負擔減下來，同時把其他深層次的矛盾，全都逼到層面上來，然後按其輕重緩急分別採取對策逐個加以解決。」
「遺憾的是，」何開蔭無可奈何地對宋亞平說，「設在財政部的農村稅費改革辦公室，對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缺乏瞭解，竟把這場改革簡單化為『費改稅』，儘管這種『費改稅』在減負和改善干群關係，在安定社會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績，卻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難，使得全面深化農村改革難以順利地深入下去，甚至在一些先行改革試點的地方，農民的負擔又出現了反彈。究其原因，很簡單，因為財政部只是一個具體的職能部門，它不可能代替其他的部門制訂政策。因此把『費改稅』視作中國農村第三次重大的改革，那是誤會，重大改革的標誌是把農村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為此我們曾大聲疾呼，不斷提出改善眼下『費改稅』方案的建議，但是我們的聲音畢竟太微弱了，感到了力不從心。 」
酒逢知己乾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現在，何開蔭面對來自湖北省的「改革書記」，談起農村改革的事，他差不多就把幾個月才能說的這麼多話，一下全說了。他說：「稅費改革其實是有著豐富內涵的。它上連著農村戶籍制度、農村金融體制和糧食購銷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連著農村基層財稅體制、財務制度、農村義務教育和農村科技體制的改革，特別是最重要的鄉鎮村級機構的改革。總之，農村稅費改革是一場十分複雜而又深刻的社會變革。如此重大的一場改革，必須由總理和分管副總理親自領導，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持，把改革辦公室設在國務院的一個綜合部門，從各相關的部委抽調出熟悉業務並懂得政策的精兵強將從事這項工作。首先，由財政部修改和完善稅改方案，使之能帶動其它改革，然後，由糧食部門制訂新的糧食購銷政策並進行體制改革；由教育部修訂義務教育法並由各省制定實施細則；由公安部制定農村戶籍制度的改革方案；由人事部制定鄉鎮機構改革的方案；由農業部制定農村科技體制改革的方案；由民政部制定村級機構和農民社會保障方案；由衛生部計生部門制定農村公共衛生以及醫療保障體系的改革方案；環保與國土資源部結合農業部制定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並創建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帶領農民搞好農業結構調整。所有這些方案匯總到，綜合改革辦公室，進行協調和修訂，最後形成相互配套的綜合改革方案，以實現整體推進。這樣才能奪取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徹底勝利，促進農業的大發展!」
這麼一說，倒引起了宋亞平的共鳴。因為宋亞平過去就在基層工作多年，對「三農」情況還是比較瞭解的，在這些方面，他也是早有研究的。
於是二人就如何有效地促進中國農業發展、農村進步以及農民富裕的許多問題，交換了意見。
兩人都認為，對中國今天的農業首先應該實施「休養生息」的政策，免除一切面向農民徵收的農業稅及其附加。縣鄉兩級由此導致的減收，可以通過減事減人減支的辦法解決。這樣，中央和省裡在農村稅費改革過程中的財政轉移支付，就能夠完全用於農村的基礎教育和農村的衛生事業。
兩人都還認為，在對中國農業實施「休養生息」政策的同時，可以推行「無為而治」的方略。
將目前的五級政府逐步恢復為三級政府，並鄉建鎮，將現在的鄉鎮政府改為鎮公所，作為縣級政府的派出機構。如果當前條件不具備，可以先行大規模精簡鄉鎮機構，採取黨政幹部交叉任職的辦法，將「四大家」合為一家，堅決壓縮鄉鎮領導幹部的職數和人員的編制，分流冗員。至於鄉鎮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垂直管理的之外，一律改制為中介服務機構或專業經濟組織，改制後的「七站八所」只能緊密圍繞農村經濟建設與社會進步的發展要求，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提供有效服務，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企業法人單位。村委會原則上不再賦予行政管理的職能，逐步擴大村委會的民主權利和進一步規範村委會的自治行為。與此同時，支持和幫助廣大農民成立有著豐富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內涵的各級農會組織，農會組織在性質上應當同城市中的婦聯、工會等群眾組織一樣，在黨的領導下，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並發揮出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
當然，取消糧食的國家定購，堅決放開糧食的收購價格、放開糧食的購銷市場；把土地還給農民，允許農民對自己擁有的土地使用權進行有序地流轉；鼓勵和支持農民向城市遷移，逐步建立城鄉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在就業和發展機會面前地位的平等。這些，都十分重要。
同樣還要積極探索由國家、集體、農民個人共同出資、合理負擔的農村醫療保險制度和農村養老制度；結合農村扶貧政策和其他民政補貼政策，試行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些，也都必須著手去做。
還要逐步加大國家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
還要改革農村的金融管理體制，放開搞活農村金融……
何開蔭說：「在中國的歷史上，就曾有過多次農村稅賦改革，唐有『兩稅法』，明有『一條鞭法』，清有『攤丁人畝』的變法措施，那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針對當時收費名目繁多、貪官污吏中飽私囊、農民不堪重負而進行的；改革的內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費為稅，化繁為簡，官收官解。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內，大都是可以做到『向來叢弊為之一清』，使農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但是，最後又都無一例外地因為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並為以後的加稅增費墊高了門檻，農民的負擔反而更重。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黃宗羲曾精闢地將其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後人稱其為著名的『黃宗羲定律』。」
何開蔭說：「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與過去畢竟不同了，我們多麼希望，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產黨人，能夠跳出這個歷史的定律。」
宋亞平回到湖北省咸寧市後，不久，就將他和何開蔭商討的意見梳理出十二條建議，上書省委書記；何開蔭隨後也寫出十分詳細的改革方案，再次直言進諫中央。
並非尾聲 大幕正在拉開
就在我們完成這部作品第二稿不久，一個振奮人心的喜訊傳來：二OO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億萬人民的期盼中召開了。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在開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部署的新形勢下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
會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成為代表們熱議的話題。人們開始把關注的目光，一齊投向了中國的農村。因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在農村；「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們今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瓶頸」!
接下來，二OO三年一月六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就在京召開了。從形式上看，它是一次「例會」，因為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年年都開，可是這次「例會」確實又是非同凡響的，它進一步強調要形成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完善體系，而不再是原來的「零打碎敲」，這一點被認為是中國在新世紀新階段解決農村問題的「重大新思路」，其鋒芒所指顯然是城鄉的「二元結構」；會議提出了新要求，這就是；將「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強調指出：從我國的未來發展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
胡錦濤在會上就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了重要講話；溫家寶也就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農業和農村工作作了部署；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黃菊、李長春，都出席了會議。
理性的思維和求實的精神，正在主導中國改革的未來!
這是中國九億農民最大的福音!
接著，國務院辦公廳就以二OO三年一號文件的形式，下發了《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這是新一屆黨中央值此新春到來之際，送給中國農民的又一份厚禮，九億農民企盼多年的「公平對待」終於在中央的文件中得到了承諾。文件中的許多規定，其根本所指，就是給農民恢復「國民待遇」。
凡是熟悉中國農村改革的人，都不會忘記曾經有過的「五個一號文件」的歷史。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黨中央連續五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制定和頒布了關於農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這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極大地調動了當時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從而使得中國的農村工作贏得重大突破。此次「一號文件」的重現，讓人真真切切掂出了新一屆黨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切之情。
二OO三年三月，世人矚目的?兩會」在京召開，可以說，「三農」問題再次成為這次「兩會」最為引人關注的話題。就在這次會議上，原來只屬於學術語言的「黃宗羲定律」，經過新任總理溫家寶的轉述，走出了書齋，廣為人知。「共產黨人一定能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溫總理的這句話顯示出了新一屆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勇氣和決心。
二OO三年四月三日，溫家寶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的第十六天，新的一屆中央政府就召開了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行動之快，節奏之快，說幹就幹，同樣讓人想到，他在就職當天答記者問時的一段表白：「我是一個溫和的人，但同時，我又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的人。」他在這個電視電話會議上莊重地宣佈：「中央決定，今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範圍推開。這是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
這確實又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項重大決策。可以認為，這一決策是連續兩屆政府所關注的改革走向縱深的一個里程碑。
當然，從溫家寶總理的講話中不難看出，改革的深入並不僅僅體現在試點地域擴大到了全國，更在於此次透露出的一些新的信息。一個最直接的政策變化，就是農業特產稅將被全面取消!
新任財政部長金人慶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城市要反哺農村，工業要反哺農業。解決「三農」問題是本屆政府主要施政目標之一。儘管我國還不很富裕，農村要全部享受公共財政也一時還做不到，但我們要堅定不移向前走，從現在開始就逐步加大這方面的財政投入。為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著更加有利於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方向調整，中央已經確定，今後文、衛、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點投向農業!
僅僅過去一個多月，六月一日，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又從八皖大地上傳出：安徽省在全國繼稅費改革後再次率先推行糧食體制的改革試點，全面放開糧食的收購價格，全面放開糧食的購銷市場；同時，全面地調整糧食的補貼方式，將原來通過國家糧食系統的間接補貼，改為按國際通行的做法，直接補貼到農民的手裡。
這種以糧食補貼方式為核心內容的改革，可以說是對我國農業政策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又過了一個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就提出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重要思想，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時刻牢記「人民利益無小事」。緊接著，八月三十日，新一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便通過了《行政許可法》。這是一個開創性的立法。過去，從中央到地方，行政審批項目的設置就不知有多少，多一項許可就多一次收費，收費不公開，不透明，老百姓不知情。有了這部重要的新法，不僅可以從源頭上解決權力運作過程中滋生的腐敗現象，對進一步解決農村中的「三亂」也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證。
這一系列重大的舉措，無疑是對原有改革「硬傷」的一種「修復」。也許，「修復」沒有「突進」來得那麼耀眼和激動人心，不是大刀闊斧，更不是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強力推進，但是它體察民情，瞭解民意，集中了民智，而且珍惜民力，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實實在在地讓人們看到了，新政府求真務實的政策圖景正在漸漸展開。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這次將農村稅費改革推向全國，仍還保留有「試點」二字，因此可以預見，這場已經被確定為「整體推進、配套進行」的偉大的農村改革，仍將會經歷一個相當複雜而又艱難的過程。
今天，中國農村的改革，毫無疑問已經進入到一個最關鍵、又是最困難的時期：身後無退路，腳下是雷區，改革觸及到了深層次的所有制問題，觸及到了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相結合的問題，難度都是空前的。
但是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形成，已經使得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具有了空前的社會基礎和深化動力，具有了不可逆轉的趨勢，特別是，有著一個可以期待的以胡錦濤為首的新的黨中央，我們沒有理由不滿懷信心，和九億農民朋友一道，去迎接中國的歷史上又一次壯麗的日出!
二OO一年十月動筆
二OO三年十月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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