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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弄虛作假之種種
罕見的電報
目睹沉重的農民負擔，走在一個又一個仍未從貧窮中突圍的村莊中間，我們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講過的一個故事長時期地在我們眼前揮之不去，它使得我們的內心非常不安。
這位朋友說，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區官員到縣裡去檢查工作，因為彼此是同學，所以同住一家賓館又同居一室。這天，大清早，服務員送來一份電報，這電報嚇了兩人一跳，它像長長的哈達，足有三四尺長。細看才知道，這是一個從窮鄉僻壤趕來想見這位地區官員的農民打來的。
他帶著全村人的希望，帶著滿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訴說，可賓館門衛不讓他進，後想方設法進了賓館卻又被秘書擋了駕，情急之下，老農傾盡賣豬的幾百塊錢，跑到近在咫尺的郵電局，把帶來的上訪信的文字變成了電文，這才「來到了」賓館。
地區官員捧著老農傾訴真情的電報，潸然淚下，顫著聲說：「我離他們遠了，太遠了……」
我們看到、聽到的高級領導機關下去的人，都被一級級一層層的下級幹部前呼後擁，按事先定好的「視察」地點、事先佈置好的人員去瞭解訪問，能有多少真實情況?
我們想到了毛澤東。戰爭年代的毛澤東是那樣地運籌帷幄，決戰千里，胸中自有百萬雄兵，縱橫捭閹，戰無不勝，但解放後怎麼會提出一個「一九八O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呢?現在，回頭再看，這個號召已顯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而外，這種決心多半來自對當時中國農業，甚至包括對當時中國工業的真實狀況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它背離了社會實際，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偉人的一樁憾事。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政府在上個世紀末，曾做出過兩項承諾：一項是「要讓淮河水在二OOO年變清」；一項是「不將貧困帶給下一個世紀」。
為使淮河水如期變清，中國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壯士斷臂的勇氣，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關閉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紙廠，並在最後期限的日子裡，打響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零點行動」。
為消滅貧困，基本解決農村中八千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中國政府從一九九四年到二OOO年的七年時間裡，集中了人力、物力、財力，動員起社會各界力量，還為此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並向全世界宣告：「二OOO年，消除貧困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但是，奇跡和成功，掩蓋不了依然存在著的事實，這就是，淮河的水並未因為一個舊世紀的結束便從根本上改觀，淮河的現狀，依然讓我們為之憂慮；同樣，我們也沒有把貧窮堵截在新世紀的門坎之外，它現在仍困擾著一些地區的農民兄弟。
我們承諾的決心，無疑是對真實狀況的嚴峻性及複雜性缺乏準確而可靠的估計。
這自然又使我們想到有關教委對靈璧縣馮廟鎮中學進行的一次九年義務制教育的「達標」驗收。在驗收大員尚沒到達馮廟之前，鎮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擊把失學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統統「動員」回校，並由在校學生替他們趕做了各門功課的作業簿，同時派人趕往百里之外的江蘇省徐州市，採購來名煙名酒。驗收大員們對驗收的結果據說是十分滿意的，但驗收的隊伍前腳離鎮，可憐的失學青少年後腳就被「驅出」了學校。
假如我們對農村的教育狀況都依憑馮廟這樣滿意的判斷，並據此制定發展計劃，豈不是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嗎?
可敬的領導
溫家寶對下面這種弄虛作假的現象，顯然是有著十分清醒認識的。
可以說，溫家寶是中央領導層近年來深入到安徽農村搞調研次數最多的一位，同時，也是讓陪同他的地方幹部最頭疼的一位。為瞭解到農村和農民的真實情況，他常常不給地方官員留面子，想方設法衝破對他的「封鎖」，使得刻意弄虛作假者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五月，麥收之前，當時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溫家寶，到安徽檢查扶貧工作。一來，就約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時更不許前呼後擁，一切輕車簡從。
他的隨行人員也是屈指可數，除秘書田學斌，警衛參謀張振海，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各來一位局長，還有就是農業部的一位有關領導。
那次他們來了後，就同安徽省的有關領導分乘兩輛普普通通的中巴車，直奔大別山革命老區。
在從金寨縣通往霍山縣的山道上，溫家寶來了一個突然襲擊。他招呼司機說：「我要方便一下。」司機當即把車停住。
車上的人都以為溫家寶真是下去「方便」，誰知，他跳下車後，走得很快，沿著一條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輛中巴車上的安徽省的領導，這才發現，前面有座不大的村莊，溫家寶正向那村莊走過去，他們不免感到詫異。因為這顯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視察的計劃之外。而且，看上去，還是一處十分貧窮的地方。
大家趕忙下車，快步跟了上去。
溫家寶見幾個農民扛著樹皮走過來，就迎上去問：「你們這是幹什麼呀?」
一個婦女見問話人面相慈善，話聲和藹言雖是幹部打扮，卻沒有想到這會是中央下來的幹部，因此答得就很隨便：「現在青黃不接，山上沒東西可賣，供銷社正在收購樹皮，聽說造紙用，就削點樹皮去賣，好買點口糧回來。」
溫家寶轉身又去打問一位男青年，當得知對方是位民辦教師，便仔細瞭解他的工資情況。民辦教師發愁地說：「鄉里一個月只補助五十元，連吃糧的錢也不夠。說是補助，也只是欠著，趕到要過年了才給，平時就連買糧的錢也沒有。」
溫家寶一邊認真聽著，一邊點著頭。
他在村子裡各處仔仔細細地看了個遍，這才上車。到了霍山縣城後，他隨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聽縣裡匯報。
霍山縣委書記不知道溫家寶在來的路上已經沒按「規定」下過車，依然像往常一樣地作著匯報，他甚至激動地說道：「這幾年，我們霍山縣有了很大的發展，既脫帽，又加冕，脫掉了貧困縣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著就把全縣的國民生產總值、糧食產量、財政收入和農民增收的各種數字，熟練地報了一遍。他還準備把各種成績的統計數字一一報來，溫家寶卻截住了他的話頭，忽然問：「你這個縣這麼好，可以按時發工資嗎?」
縣委書記回答得斬釘截鐵：「我們不缺全縣職工一分錢!」
溫家寶點到了他下車看過的那個村莊的名字。縣委書記不禁一愣，但他馬上指出：「那是我們縣最窮的一個村。」
溫家寶幽默地笑道：「你最窮的一個村，就被我看到了?」
縣委書記這才知道遇上了麻煩，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邊的省委領導，見省領導都在面無表情地望著他，不由急出了一頭汗。
溫家寶嚴肅地說：「同志們，不是我們不相信你們的數字，我更看重農民家裡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你們都很年輕，我希望你們，多到農民群眾的家裡看看，真正做好脫貧很不容易，何況有些脫貧了還會返貧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溫家寶要看龍河口水庫淹沒區農民的生活狀況，舒城縣卻安排了一個各方面都比較好的村子讓他看。他一眼就發現了問題，問：「這兒是淹沒區嗎?」
縣委書記見瞞不過，只得照實說：「不算淹沒區，只是邊緣地帶。」
「我要看淹沒區，看最貧困的村子。」
舒城縣委書記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因為以往下來檢查工作的中央領導或省領導，沒誰提出過這樣的要求。安排領導參觀「形象工程」，視察「閃光點」，早已成了一條程式化的不變的「規矩」。於是，這位縣委書記搪塞道：「那兒路不通。」
「你說的不通，是不是車子開不進去?」溫家寶認真地問。
「是。」
「走路要走多遠呢?」
縣委書記想了想說：「十公里吧。」
溫家寶一聽，朗聲笑道：「不算遠，那我們就走去。」說著，做了個挽褲角趕路的動作。
當時的省委書記盧榮景見溫家寶決心已定，馬上接過話：「快上車，開到哪兒不能開了，就下車走嘛!」
於是大家陸續上車。
不曾想，舒城縣委書記說「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溫家寶看到窮得不像樣子的地方，不過，他又是一個實在人，見省委書記表了態同意去看，也就沒再留點兒心眼，把自己曾說過路不通還須走上十公里的話忘得一乾二淨，指揮著司機順順當當將車開進了一個村子裡。
省農經委的吳昭仁在和我們講起這段插曲時，他的臉上露出了無地自容的神色。他說：「我當時一聽縣委書記說：『到了，下車吧!』腦袋嗡地響了一下。心想，你這個縣委書記真要命，說過這村子車開不進去，你至少也要停得遠一點，讓大家走幾步，哪能讓車一下進了村?這讓陪同的省領導在中央領導跟前，臉往哪擱?這時就聽走在我邊上的王昭耀副省長說：『地上有縫都能鑽進去……』搞得我們一個個灰頭土臉，硬著頭皮走下車。」
那確實是個很窮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陰暗潮濕，因為農舍裡太黑，大白天走進屋，半天看不見東西。其實，看見跟沒看見都不重要，許多農戶家徒四壁，半個村子跑下來，沒看到誰家有一件值錢的東西。
溫家寶一連看了幾戶農家，心情很是沉
又一次，溫家寶到安徽檢查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縣，縣裡安排是看小陳莊，這是一個新建的村，兩排樓房十分漂亮地擁路而立，中間的馬路也修得很寬，看上去不僅富足，還透出幾分氣勢。但是，溫家寶下車後只看了一眼，就拒絕進村去看。 ·
這弄得陪同的領導十分尷尬。
吳昭仁是多次陪同溫家寶到安徽各地視察的，彼此已經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說道：「既然來了，進村看看吧!」
「不看，」溫家寶不為所動，「要我看什麼呢?無非就是幾個有錢人，蓋了幾幢新樓房。」
縣裡領導忙解釋：「還有個座談會……人已到齊了。」
溫家寶堅持說：「這個座談會不參加。」
現場的氣氛變得十分窘迫。
這時，走來了兩個農民模樣的人，溫家寶於是上前打問：「搬到這兒來，你們是自願的嗎?」
對方高聲答道：「完全是自願的。」溫家寶若有所思地又問：「住這樣的房子，花了多少錢哪?」「兩萬多。」溫家寶朝村裡望了望，空無一人，就打量起走過來的這兩個「農民」。顯然他已從對方回話的口氣中悟出了什麼，指著其中的一人問：「你在村裡具體幹什麼呀?」對方說：「支部書記。」溫家寶幽默地笑了：「那我就問問你，為什麼要修這麼寬的馬路，佔用這麼多的耕地呢?」支部書記啞口無言。
重新回到阜陽市，市委將溫家寶一行安排在國際大酒店，溫家寶一聽是「國際大酒店」，堅決不住，要求住進招待所。由於溫家寶的堅持，最後下榻在作為市委招待所的「穎州賓館」。晚飯後，．溫家寶也不願休息，他要求安排兩個縣委領導匯報有關工作。匯報時，太和縣委書記取出了事先準備好的稿子，剛念了個開頭，溫家寶就示意對方停下來：「你們不要念稿子好嗎?」離開了稿子，這位縣委書記竟不知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了，變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狽。溫家寶失望地搖了搖頭，說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氣，在阜南縣的那個村子裡，見不到一個群眾，不知道你們想讓我看什麼?去年，我到河南省，一個縣委書記也叫我去看一個這樣的村子，見不到農民，村裡的馬路修得比你們這兒看到的還寬，房子也比這還漂亮，我就問那個縣委書記，這樣好的村子在你縣佔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說，百分之二十吧。我說，好，就是佔到百分之二十，還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又是個什麼樣子呢?我更想知道你們縣那百分之八十農村的情況，你帶我去看看好嗎?他馬上說，路不通，不好去。我說，車子去不成，人總可以走進去吧，那麼多的農民可以走，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走呢，你帶路，我要進去看看!」
說到這，他頓了一下，臉上的表情十分複雜。陪同的安徽同志，當然聽得出此番話的意思。藉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轄範圍的落後面、貧困狀況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縣委書記，他在安徽舒城縣就有過同樣的遭遇。只給上面展示「政績」，看「鶯歌燕舞」，這種弄虛作假的現象，已經像瘟疫一樣在中國各地蔓延成災。
那天晚上，溫家寶談了很多，談得推心置腹：「阜陽地區我來過幾次，通過前後對比，我看有很大發展，農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當然離小康的要求、離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還有不少差距，一個地區裡面也還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當多的一般村，還有很多貧困村。就一個村子來講，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戶，有大量的一般戶，也有比較困難的戶。我覺得我們的農民非常知足，就吃幾碗白米飯，沒什麼菜，住的又是那個樣子，但是對黨，對政府，卻沒有什麼怨言，非常樸實。我感到我們的農民，是非常有覺悟的，越是這樣，我們的幹部就應該越覺得自己身上的責任重。怎麼幫助農民盡快地富起來，我們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說：「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裡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志。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穫。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隨便下車瞭解到的。地方上準備的東西，和讓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較典型、比較成熟的閃光點，不是說這些地方不真實，但常常不具備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歡隨便走走看看。我的調查研究很簡單，就是開車隨便進一個村，有時要談一個小時，也可以跟農民談一天。最長的一次是在鐵嶺，我坐在炕頭上和農民談心，從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關係、分配關係、干群關係。不坐下來深入地談，就很難瞭解到。即使這樣，我仍覺得自己對農村的瞭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況還是不瞭解的。我知道農村的情況並不都是好的，需要我們去看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談，能暢所欲言，有什麼情況就講什麼情況。」
他是從天津市舊城區一個普通的胡同裡走
出來的，有著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的經歷，因此，「平民情結」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歡深入基層，在全國的兩千多個縣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個多個縣，這在中央一級的領導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動了感情地說道：「我們黨的政策是要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我還希望去看絕大多數群眾；如果農村都這麼好的話，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呢?在北京郊區的房山，我看到過許多農民仍在看九英吋的黑白電視，難道你們這裡比北京郊區還好嗎?共產黨人一定要關心大多數人的利益，不能只關心少數人!」他特別強調：「我再說一遍，我是來搞調查研究的，不是來參觀的，請你們不要只讓看『閃光點』!」
坐在會場上的阜陽市委書記王懷中是個絕頂的聰明人，這一聽，馬上離開會場，慌忙要人·給穎上縣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穎上參觀「全球環境五百佳」的小張莊與八里河的計劃被取消；並交待，從阜陽賓館拉過去的那些高檔餐具和借去的廚師，統統連夜撤回，不得有誤!
騙你沒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縣，我們就採訪到了朱鎔基一次被騙的經過。
當時，朱鎔基剛剛出任國務院總理，他來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廣大農村對他過去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執行的情況。他不止一次地說過：「在農業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做出重大決策時，我往往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鎔基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王春正、國務院副秘書長馬凱、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傑的陪同下，來到了安徽。
這是朱鎔基第五次來安徽。他高興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給安徽的同志細數五次來皖的情景：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還在國家經委工作的時候，到蕪湖來參加一個再生資源綜合利用的會議；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安徽特大洪水後來看災情；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糧食漲價時來安徽；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糧價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這是第五次。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緣。」
然而，安徽欺騙朱總理卻也是沒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當然知道安徽的南陵縣是朱鎔基的祖籍地，所以，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縣。南陵是江城蕪湖市轄下的一個產糧大縣。俗話說，「蕪湖米市南陵糧倉」，蕪湖是中國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蕪湖米市」的盛譽就是靠「南陵糧倉」支撐的。事實上，南陵不僅產糧，還盛產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魚米之鄉」。
南陵作為產糧大縣絕非徒有虛名，但是，當得知朱鎔基總理將前往南陵檢查落實國家糧食收購政策的情況時，南陵縣和蕪湖市的領導還是慌了手腳。因為，南陵的糧倉裡確實又是無糧的。
國有糧倉無糧，說奇怪，其實並不奇怪。國家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讓地方實在難以執行。中央定價，放開收購，出現虧損，卻是由地方財政補貼。這幾年糧食越來越不值錢，產糧大縣幹部職工的工資都發不出來，哪有錢往糧食上補貼呢?沒有補貼，負責收購糧食的糧站，就只有變著花樣壓級壓價，扣斤扣兩，限收，或乾脆拒收。所以，許多糧站寧願讓糧倉就這樣空著。
現在朱鎔基要來，無論南陵縣，還是蕪湖市，都不希望讓他看到這裡並沒有執行國家的糧食政策；明知這種政策不大切合實際，卻只想讓總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經濟繁榮。於是只有造假。
當時，南陵縣峨嶺糧站，已經是一家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除去其中的六號倉尚儲有部分糧食外，其餘號倉基本無糧。峨嶺造假是從五月十八日這一天就開始的，可以說，興兵動師，聲勢浩大，突擊調運的一千零三十一噸糧食，分別來自三里、煙墩、工山、陳橋等地。連駕駛員在內，前後二百餘人參預了糧食的運輸和進倉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這四天，峨嶺糧站的職工們幾乎沒睡上一個囫圇覺。糧站站長劉鴻第一個晚上忙到凌晨兩點，第二個晚上千到凌晨四點，接下去就又連干了兩個通宵。在那令峨嶺人難忘的四天四夜裡，小鎮上所有的飯店和茶館，都擠滿了輪番前來吃飯或喝茶的搬運工人；糧站內外汽車絡繹不絕，鬧得附近的居民徹夜不寧。
那時縣裡分管糧食工作的是胡錫萍副縣長，考慮她是位女同志，難勝此任，就將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輕副縣長湯春和派到運糧第一線。劉鴻站長在接受我們採訪時，他說個頭不高、長得胖胖的湯春和副縣長，始終就在現場坐鎮指揮。朱鎔基到達的前一天，蕪湖市委副書記倪發科還領著省、市、縣一大幫人趕去驗收。因為倪發科在南陵當過縣委書記，南陵縣的老百姓大都認得他，至於這場造假的最高策劃者是誰，誰也說不清。
總理視察的這一天，糧站的所有職工被告知不得進站。站長劉鴻被臨時降為倉庫管理員，峨嶺糧站站長由三里中心站站長俞水華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華，那幾天比誰都忙，忙著背熟預先由上面寫好的材料，背熟預先編好的各種數字，特別是中央有關糧食工作的政策規定，要求爛熟於心，以應對朱總理隨時可能會提出的一切問題。
於是一切安排就緒，就這樣，朱鎔基一行渾然不覺地走進了一個誘人的騙局。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許，朱鎔基不可能會想到，他與在場的人高興地握手問候，被握手問候的居然沒有一個是這個糧站的職工；站長劉鴻此刻已被打發到一個無法享受到總理握手問候的角落。
回答朱鎔基提問的，是峨嶺糧站的假站長俞水華。俞水華其實也不過是這場鬧劇中的一個活道具，他必須按照預先為他編寫好的台詞，在別人的導演下現場演戲。
這一切，都被中央電視台錄製在後來向國內外公開播放的新聞畫面上。
朱鎔基關切地問：「你們敞開收購了嗎?」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於農業上連續豐收，糧價不斷下跌，各地糧站的收購不積極，再不按照國家規定的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手裡的餘糧，農民就會吃虧，同時還會挫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從而使得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增長就難以得到保證。
只見俞水華字正腔圓地回答：「敞開收購了!」
朱鎔基十分滿意地點著頭問：「你去年收了多少糧食?」俞水華滿懷豪情地撒開了彌天大謊：「去年收購五千噸，而過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噸左右。」朱鎔基又問：「你這個糧站收一個鄉還是幾個鄉的糧食呀?」「一個鄉。」這時朱鎔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問題：「這個鄉有多少畝田?畝產一般是多少?總產量又有多少?」俞水華不假思索地答道：「全鄉兩千三百畝田，一年產量一萬五千噸。」俞水華只知道按照準備好的材料背數字，卻忽視了這些數字背後可能會出現的破綻。
果然，朱鎔基反過來給俞水華算細賬了：「你雖然收了不少，但除去農民口糧和種子，你還是沒有完全收盡餘糧嘛!這怎麼叫『敞開收購』呢?雙季水稻難道畝產不到七百斤嗎?你得講實話啊!」
俞水華是個機靈人，事先早已對各種可能會出現的情況都做了最充分的準備，這時明知露了馬腳，卻並不慌亂，反倒顯得更加鎮定，並且自自然然地攤開雙手，為難地說：「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現有的糧庫都用上了，已經爆滿了!」
朱鎔基環顧一下四周的糧倉，微笑了。這時，俞水華恰到好處地作了一個歡迎總理進倉視察的手勢。朱鎔基於是在俞水華的引導下，走進了三號糧倉。
望著堆碼整齊的高高的糧垛，朱鎔基忍不住要親自登一登糧堆的高處。因為糧堆的一邊非常陡峭，為安全起見，隨行的兩名保衛人員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隻手從後面緊緊支撐著總理的後背。
登上糧堆最高處的朱鎔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糧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實處，而且還完成得這麼好，顯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開心地笑了。
當天，在蕪湖市召開的座談會上，他動情地說道：「在我擔任副總理期間，我最重視的，就是農業；最關心的，就是糧食。可以說，我在農業上糧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過金融方面。我擔任總理之後，第一次下來，考察的就是安徽的農業!」
他說，即使是城市，不管你那個城市的工業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還是農業。各級黨政一把手，最熟悉的應該是農業，應該瞭解民間的疾苦，特別是農民的疾苦。否則，你怎麼當書記，當市長?中國最多的群眾是農民，國民經濟的基礎就是農業嘛!
他語重心長地談到自己為什麼要這樣認真地下來調研。他說，這樣做，是因為中國是個這麼大的國家，一項政策執行起來會有一個過程，實施以後，也要有一個被實踐檢驗、修改和完善的過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別指出：「安徽是執行中央政策最堅決的地方之一。」
朱鎔基絕對想不到，他高度讚賞的「執行中央政策最堅決的地方」，不僅在執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腸子。
在江南的一場豪雨之後，我們在已經卸任了的劉鴻站長的家中，聽他痛心疾首地給我們算著那次造假的損失。他說一千多噸糧食不是個小數字叼，來回運輸、清理衛生、拆包倒包、清倉墊倉、水電消耗、糧食損耗、各種招待花銷，外加影響了一季菜籽的收購，裡裡外外，就是十多萬元呀，對已經嚴重虧損的峨嶺糧站更是雪上加霜。他這算的還只是經濟賬。
望著新華社記者於傑拍下的現場照片，望著照片上一向嚴肅的朱鎔基總理，在聽取「假站長」匯報「工作」時滿意而又興奮的神情，我們感到了一種難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賬的朱鎔基總理面前竟敢這樣造假，還有什麼真實的東西能夠讓人相信呢?這種騙局，不但玷污了朱鎔基四處奔波的求實求真之心，更褻瀆了他對九億中國農民由衷的關愛關切之情。
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總理，無法得到真實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麼能夠保證中央出台的政策萬無一失呢?更不要說弄虛作假將對調研工作產生的可怕的誤導，這種危害是誰也無法估量的!
我們注意到，朱鎔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堅定了他繼續實行糧食國家統購統銷的決心。事實上，在結束安徽的這次調查研究回京之後；只有十多天時間，他就以總理的名義簽發了一道國務院令，發佈了《糧食收購條例》。他將糧食收購政策，由過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剛性的《條例》。而這期間，全國已有七個省六十多個縣正在進行旨在減輕農民負擔的農村稅費改革，《條例》的正式實施，使得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當然，這是後話。
可以說，朱鎔基簽發這項國務院令之前，專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過去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被實踐檢驗」過後，還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為此，他還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專門的解釋：「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遺憾的是，朱鎔基出任總理後的第一次重要的調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實的社情民意，無論是總理，還是《糧食收購條例》，都喪失了一次至關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機會。
火爆三個月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還瞭解到發生在小崗村「火爆三個月」的故事。面對這樣一個近乎荒誕的故事，我們感到的，已經不僅是悲哀，而是震驚!
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現在恐怕沒有誰不知道了，因為它率先在全國農村中實行「大包干」，被社會各界認為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舉世矚目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源地；十八戶農民冒死按手印分田到戶的決心，更是激盪過千千萬萬個中國人。
說到農村改革的發源地，這兒就得多說幾句。
公正地說，一九七八年中國農村最早搞起「包產到戶」改革的，是在離安徽省城合肥市不遠的肥西縣山南區。那一年的九月十五日晚上八時，山南公社黃花大隊的二十一名共產黨員開了一個驚動省委、事關億萬農民命運的支部大會。主持會議的是山南區委書記湯茂林，人稱「湯大膽」，大會形成的決議就是包產到戶。這比鳳陽縣小崗村出現的那個後來轟動中國、震驚世界的「秘密契約」早了兩個多月。湯茂林主持召開的那次特殊的支部大會僅僅五天之後，包產到戶在山南區就勢如破竹，風靡了一千零七十三個像小崗那樣的生產隊，發展到了十萬多人!
當然，肥西縣山南區也還不是包產到戶最早的地方。比它更早的，是和風陽縣同屬一個滁縣地區的來安縣十二里半公社。這公社的名字看上去有點怪，因它離縣城是十二里半而得名。大膽支持十二里半公社「包產到戶」的，是來安縣委書記王業美。 』
然而，歷史有時就是這樣捉弄人，又是這樣充滿了戲劇性。今天眾所周知，中國農村改革的源頭成了鳳陽縣小崗村，而肥西縣山南區和來安縣十二里半公社卻鮮為人知。究其原因，並不複雜，這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雖是劃時代的里程碑，但在那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一次再偉大的全會也不可能將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所有問題全部解決，根深蒂固年久日深的「左」的思潮的陰影，不可能不繼續影響著新頒布的黨的政策，因此，就是標誌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已經到來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會上「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發展農業若干問題的決定》也還明確指出：「不准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而肥西縣和來安縣搞的就是「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單干」，正是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相悖，於是就應了一句俗話：「出頭的椽子先爛。」當時來安縣委書記王業美成了全國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車、汽車經過來安附近時，車身上都被貼上了斗大標語：「堅決抵制安徽的單干風」。由於王業美成了眾矢之的，萬里主持工作的安徽省委自然不便再作宣傳。肥西縣山南區雖然曾是萬里暗中支持的改革試點，但縣委個別人竟也懾於當時的形勢，不敢再堅持，自己下了個文件把分到戶的田地再次收回，結果，功虧一簣。相比之下，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就更聰明，他不說小崗村是在搞「包產到戶」，而是說包干到組，組裡再悄悄地分到戶。鳳陽縣的這種做法得到了滁縣地委的支持，地委書記是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王郁昭，他不僅親自參預，還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陸子修一道親赴鳳陽，最後決定將小崗村的做法稱為「大包干」，這就在策略上高了一招，而且總結得也好：「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既避開了「包產到戶」這個字眼，又把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都形象而生動地體現了出來。這種上上下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小崗村的經驗一經宣傳，自然風靡全國。再說，鳳陽縣還是安徽省最窮的地方，歷史上又出過朱元璋，再加上有那麼一個淒涼悲愴的鳳陽民謠：「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賣兒郎，身背花鼓走四方。」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因此，窮到這個分上的鳳陽縣小崗村敢於率先改革也就順理成章，並且顯得十分的典型。
問題是，小崗村到了後來，越宣傳，故事越多，也變得越傳奇，先是有了十八戶農民按紅手印的故事，接著就有了存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號為"GB54563」的那張「秘密契約」。
我們走訪過許多當事人，似乎都對那件「珍貴的藏品」提出過質疑，說「藏品」的紙張那麼平展，幾無皺折，何以被農民密藏這麼久而如此光鮮?說秘密會議在誰家召開，契約又由誰執筆，這些重要的細節至今亦無定論；甚至連參加秘密會議的是十八戶還是二十戶也有不同說法，而博物館的「藏晶」上寫著的二十個人的名字，「嚴宏昌」就出現了兩次，出席會議的竟又成了十九人。 。
二OO一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我們在訪問陸子修時，陸子修也作了否定回答：「小崗村按手印是假的，這我能不知道嗎?」他使用的是設問方式，結論卻是不容置疑的。他當時曾是這個地委政研室主任，以後又擔任了這個地區的地委書記，他的判斷應該是可信的。
可是，不管怎麼說，我們卻覺得，那張「秘密契約」是真是假，現在都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崗村的大包干當時確實是頂著天大的壓力，冒著坐牢殺頭的風險做出的嚴峻的選擇。
他們對中國改革事業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農村連續多年的糧食大豐收，這是與推廣他們的經驗分不開的。
小崗村被稱為改革的「源頭」是當之無愧的。
發生在小崗村的，那確實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甚至可以說，它的深刻性比一九四九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遜色，因為這次解放的對手不是敵人，而是自己!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小崗人因為獲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產自主權，糧食連年大豐收，這以後至少有五年時間，小崗都是屬於比較富裕的生產隊。一九八O年新年剛過，萬里專程來到小崗，他挨家挨戶地看，看到小崗村家家戶戶都有糧食吃，有衣服穿，心裡特別高興，說你們終於可以把討米籮、要飯棍，甩到海裡去了!他對當年帶頭大包干的嚴俊昌說道：「中國幾千萬共產黨員不敢幹的事，你們干了，因為你們頭上沒有烏紗帽。只要敢想敢幹，沒有幹不成的事。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解放三十年了都沒有得到解決，你們卻冒著風險自己解決了!」
後來，隨著國家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靠種田打糧過日子的小崗人，就一下變得雄風不再。儘管家家戶戶都有糧食吃，都有衣服穿，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改革開放快二十年了，也就一直停留在了「溫飽」二字上，蓋不起樓房，修不起馬路，用不起電話，吃不上自來水，沒有一所學校，沒有一家企業，甚至，沒有一處稱得上衛生的廁所，作為引發了中國一場偉大變革的發軔之地，竟也建不起一個起碼可以供人參觀的展覽室。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這個「閃光點」，這麼多年卻無人刻意為它「打磨」；各地都在大搞「形象工程」，而足可以大大提升安徽形象的這一「小崗工程」，安徽省、地、縣三級黨委政府，均無人問津。這事看上去似乎有點兒怪，很是讓人不得要領。
當然，話說回來，小崗村二十年「江山依舊，舊貌猶存」，類似的情況，在中國廣大農村中，同樣有著一定的代表性。且不說西部欠發達地區，就是沿海城市，周邊先富起來的也只是有限的一部分，絕大多數農村其實並不比小崗好到哪裡去。從這一點上來看，認真解剖一下二十年「江山依舊」的小崗村，對認識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肯定會有著「經典」意義。
不過，就在小崗村實行大包干臨近二十週年的日子，突然有消息傳來，說它有了一個嶄新的變化。變化之大，就連小崗人也感到像是做了一場夢，確實又不是夢，恰恰驗證了當下一句時興的話：夢想成真。
變化是從這一年的六月開始的。
六月中旬，省委一位領導親率省交通廳、省建設廳、省教育廳、省水利廳、省衛生廳、省新聞出版局等省廳局的負責人來到小崗。
當時，小崗人並不清楚這麼多領導的到來，會給小崗帶來什麼樣的實際好處。因為這麼多年來小崗參觀、訪問、視察、指導工作的領導太多，他們來這兒轉轉、看看、問問，來來往往，小崗人也就沒把它當回事。
可是，這一回大不一樣。一場改天換地的工程很快在小崗村拉開了序幕。
首先趕到的，是鳳陽縣教委主任徐彪，他給小崗帶來了福音：一所可容師生一百六十人，從一年級到五年級一條龍五個班的小崗村小學，六月動工，八月竣工，確保九月一日正式開學的工程開始了。
接下來，省建設廳、省水利廳和省衛生廳聯手要為小崗建造一座水塔，說幹就幹，並於七月底完工，讓小崗人破天荒地像城裡人一樣吃上了自來水。據說，原約定由三部門平攤的五十萬元資金，只有建設廳的十萬元到了位，水利廳和衛生廳的承諾卻都打了水漂，那四十萬元工程款的缺口，最後只好由風陽縣水務局墊付。
緊接著，由鳳陽縣建委統籌，縣委、縣政府六部門聯合出資，為小崗村家家戶戶住房的牆面，一點不拉地刷上一遍塗料，塗料一上牆，整個村子就好像搖身一變，光鮮了許多；為提高文明的程度，又為一家一戶建造了衛生廁所；「大包干」的展覽館，也隨後平地而起了；村支部的辦公室，也因為裝修美化而「土槍換炮」了。這當兒，縣建設局還按照省廳的要求，設計出了四十套村民住宅的規劃。工程掃尾之後，總共用資二十三萬元原是由本縣宣傳部、計生委、衛生局、供銷社、人武部和縣建委大傢伙一道「抬石頭」，誰知五家變了卦，建委賴不掉，咬著牙墊付了其中的二十一萬兩千三百三十二元，餘下的一萬七千多元就不願再出，害得施工單位多次上門討債，直到我們採訪結束，此項「狗頭賬」尚未扯清。
要說，還是風陽縣電信局雷厲風行，接到任務，立馬就替小崗村家家戶戶裝上了程控電話，而且事情辦得漂亮，明說收費，實際並沒讓小崗人掏多少腰包，電信局是用貸款解決的，從銀行貸了一百萬元，至於將來連本帶利這錢誰還，自然成了糊塗賬。
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之前，小崗人雖然修不起路，但並不說明小崗村就沒有一條像樣的路。再早，江蘇省張家港市長江村曾投資一百二十萬，無償地為小崗鋪了一條取名叫「友宜路」的水泥路。只是美中不足，四公里路段的兩邊光禿禿的，不好看，現在鳳陽縣林業局的隊伍開進了小崗，雖然正值五黃六月，酷熱難當，他們卻自有辦法，不但自籌資金從百里之外的鳳台縣林場買來八百三十棵蜀檜，每棵都在兩米高以上，而且搞起了科學試驗，將起運的蜀檜都在根部包上營養土，趁夜搶運，當天入土，還專門僱用了兩位懂業務的工人，吃住在小崗村，精心澆水、培土、看護。高溫植樹，棵棵成活，為了這樁奇跡，鳳陽縣林業局的技術員由此撰寫出的論文，後來還榮獲了安徽省科技進步獎。
以上各項工程總投入兩百七十萬零一千四百元，無償的人力以及各家自備的材料，當然不在其中，那是無法統計的。這一項又一項工程，變戲法兒似的出現在小崗人的眼裡，對他們而言，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直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江澤民總書記來到了小崗村，小崗人這才恍然大悟。
為什麼我們的生活中偏偏總是發生這一類讓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呢?
有人說，小崗村的這種變化跟南陵縣弄虛作假原本兩回事。小崗村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一面紅旗，接受一點支持和惠顧，算不上過分，而且也是受之而無愧的。
有人說，小崗村對整個中國的改革都有著歷史功績，各行各業各個部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解囊相助，是理所當然的，無可非議的。
有人說，為迎接「大包干」二十週年，迎接江總書記視察，對小崗村面貌進行一次籌劃和必要投入，沒什麼不對，不過是例行必辦的公事。
可是，小崗人似乎對這種「改天換地的事情並不領情。水塔建成送水時，修水塔的工人老大哥想喝口水，小崗村卻有人站出來制止，說，那不行，拿啤酒來換!修路植樹要用土，對不住，要動小崗土，每平板車要付十元錢，少一文也不成，這比在風陽縣城用土貴上一倍!好像這些工程與小崗村毫無關係。
當然，這只是個別小崗人幹出的不體面事，但飲水者不一定思源，卻讓貼錢幫扶小崗的人傷了一回腦筋。這恐怕是對幫扶者只幫物不扶志的一種報應吧。
小崗人顯然還感到委屈，他們說：你早不幫，晚不幫，單揀江總書記要來看望小崗了，小崗村的小學校就開辦了，牆也帶彩，路也變平，「大包干」的展覽館也冒出來了，兩排沖天的蜀檜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戶戶電話也通了，廁所也變了，也都喝上自來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來，小崗村由「溫飽」一下成「小康」，顯然不是變給小崗人看的。
最初聽到小崗村的這段故事，我們確實感到過震驚。靜下來一想，這事發生在安徽，但類似的故事即便出在別的省市自治區，又有多少人會感到大驚小怪呢。我們的幹部為什麼敢於樂此不疲，倒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們甚至這樣想：假如，小崗村沒有這個「火爆三個月」的故事，江澤民在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看到的就是改革開放二十年「江山依舊」的小崗村，說不定會使總書記對中國的「三農」問題有著更多更深刻的思考，那樣，必將會給九億中國農民帶來更多更實惠的好處，給中國農業和中國農村帶來更加令人鼓舞的明天。
事實是，沒有假如。總書記和我們看到的，都是一個已經基本達到「小康」的小崗村。
[ 第六章 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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