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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天降大任
知音
其實早在一九九O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副頁》刊出何開蔭改革設想一文時，就引起了河北省省長岳歧鋒的注意。
河北省也是農業大省，產糧大省，同樣也長期受到農業稅費徵收工作中諸多問題的困擾，因此，岳歧鋒認真讀罷何開蔭的文章，立刻提筆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對何開蔭提出的改革設想發生了興趣，還要把黨委和政府兩邊的政研人員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結合河北省的情況，立即進行探討與論證。
當天，河北省委辦公廳就作出決定，請省委政研室牽頭辦理。省政研室主任、後調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萬鈞，當即調兵遣將。於是，河北省委政研室農村處的楊文良，這位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六八屆的畢業生，將注定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歷史上又一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進了我們的視野。
接到這項任務，他就一頭扎進了「公糧制」的研究中，並在三個月之後拿出了研究成果：《對實行公糧制的探討》。初稿完成之後，他給遠在安徽的何開蔭寫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滿含敬慕之情地寫道：
「我高興地拜讀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認為您提出的這些建議基本上切實可行，如被採納，必將提高農民保護耕地和種糧的積極性，有利於穩定家庭承包制，有利於農村經濟的發展，當然更有利於農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糾正長期『左』的錯誤、實行家庭承包制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國農民感謝陳庭元(原風陽縣委書記)；您作為穩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建議——耕地國有、農民永佃、實行什一稅的首倡者，必然也會受到全國農民的衷心感謝。」
信的落款是：「河北知音楊文良」。
何開蔭接到此信，又驚又喜。他絕然想不到，他的這些改革設想在安徽無聲無息，卻在外省受到如此重視。
視為知己者是用不上客套的，何開蔭就楊文良《對實行公糧制的探討》一文很坦誠地回了一封信。
當楊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後修定，準備報給岳歧鋒省長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岳歧鋒正在這時調離了河北省，出任了遼寧省省長。由於岳歧峰的調離，楊文良的報告也就擱置了起來。
但是，為此花費了大量心血的楊文良，他卻從此再也無法從中超脫了。可以說，他在接受這項任務時純粹是偶然的，是被動的，可一當他全身心地投入進去之後，他就清醒地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很難遇到的重大課題，而且感到了一種神聖的社會責任。於是，對公糧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牽夢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
那段時間，楊文良在《農民日報》、《求是》、《決策參考》和《縣級綜合改革通訊》等省內外報刊上，先後發表了《關於什一稅》、《雙重負擔太重，問題亟待解決》以及《五千萬農民呼喚第三次解放——關於農村稅制改革的研究報告》。和何開蔭一樣，他也是希望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關注。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楊文良和邱世勇又合寫了一篇《公糧制：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出路》的文章，被刊登在河北省委辦公廳主辦的《綜合調研信息》上。想不到，他發表了那麼多有關的文章，惟獨被刊登在本省機關雜誌的這篇文章，引起省委書記邢崇智的注意。邢崇智立即把文章批給了省委副書記李炳良；希望他出面召集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研究提出個改革方案，力求從法規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其實，在這之前，李炳良已經從政研室看到了這篇文章，並已經批給了主持政研室工作同時兼任縣級綜合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吳志雄。他在楊文良的文章上批道：「有很多啟發。選一個綜合改革試驗縣將此事與糧油價格放開一併予以試驗如何?請酌。」現在又看到了省委書記邢崇智十分明確的意見，李炳良意欲進行公糧制試驗的決心就更大了，於是他再次給吳志雄作了一個批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請按崇智同志的批示議個意見，擇機討論一次。」
吳志雄接連接到李炳良的兩個批示，不敢怠慢，馬上找到楊文良，希望他盡快拿出一個更具體的東西來。
終於得到了省委領導的肯定，楊文良十分興奮，他很快寫出《關於實行公糧制的建議》，覺得不大滿意，後又草擬了一個《河北省公糧制改革方案》。為慎重起見，方案一寫好他就跑去徵求了省委農工部、省體改辦、省財政廳和農業廳等部門的意見，然後又去了產糧大縣正定縣，徵求下面的意見。他發現正定縣委、縣政府對進行這種試點的態度很積極，於是就又和省委政研室副廳級研究員謝祿生一道，同正定縣綜改辦的徐祥熙、肖玉良、韓根鎖、張銀蘇、葉正國五人，歷經四個月，一頭紮到正定縣五個鄉鎮十個村莊的一百戶農民家裡去調查走訪。最後，七易其稿，寫成了《正定縣公糧制改革試點試行草案》。
這已到了一九九三年的五月。改革方案業已成稿，就準備向省委正式上報了，楊文良卻覺得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沒有做，那就是應該去趟安徽，拜訪這項改革的首創者何開蔭，聽一下他的意見。 』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楊文良從石家莊踏上南下的列車，來到了安徽省的省會合月巴。
何開蔭見楊文良不遠千里而來，而且還帶來了正定縣綜合改革辦公室的肖玉良和韓根鎖，以及正定縣糧食局的李黑虎，別提有多高興。本來，他也準備把這些河北客人在肥期間的生活安排得輕鬆愉快一點，至少陪諸位到各處逛逛，看看，但得知河北省委、省政府對農村稅費的改革十分重視和支持，要求他們盡快拿出個具體的實施方案來，何開蔭就決定哪兒也不去了，關起門來，同他們一心一意研究「公事」。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對河北省馬上就要試點的這場改革有著實際上的更好的幫助。
楊文良一行在合肥呆了兩天，他們也就這樣談了兩天。彼此都覺得相見恨晚，自然就有說不完的話題。
當楊文良重新回到河北省，不久，便完成了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的最後修改工作。《實施方案》報上去之後，楊文良得知河北省委主要領導人有了變動，禁不住敲起了心鼓，因為恰在此時，省委書記由X X X替換了邢崇智。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會不會出現麻煩呢?
楊文良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至今沒有形成一個不因人事更迭而確保一項工作連續性的有效制度，因人而異的事早已是見怪不怪了。
好在省委副書記李炳良還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著楊文良，他看了《實施方案》，十分滿意，在批請新任省委書記研究決定時，顯然出於同樣的顧慮，所以特地多寫上了幾句話：
「X X同志：此方案是綜改辦的同志與正定縣的同志一起搞的，我去聽過一次。其主要特點是將糧食購銷價格放開的同時，實行公糧制。對農民由現金稅改為實物稅，一道稅，一次清，透明度高，群眾易接受，可能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也可保證鄉村必要開支和國家掌握一定數量的糧食。先在正定縣三個鄉試點，擬同意其試行。」
事實上，楊文良的擔心是多餘的，當新領導仔細讀了《正定縣糧食購銷改革試點試行方案》後，乾乾脆脆地批了四個字：「同意試點」。
省委領導拍板同意試點，這叫楊文良總算鬆了一口氣。但他依然不敢怠慢，為使改革方案更臻完善，和正定縣的同志一道，又跑了趟北京。他們分別前往中央政研室，國家計委，國家農業部和內貿部，以及北京農業大學農經管理學院等許多部門，廣泛徵求了一次意見。
當楊文良把他們工作進展的情況告訴給何開蔭時，何開蔭大為振奮，甚至為河北省委改革的魄力和工作的周到，感到幾分妒嫉。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何開蔭偶然得知本省渦陽縣新興鎮早就偷偷搞起了稅費改革的消息，這消息使得何開蔭半信半疑，甚至，感到不可思議。因為他曾為這事專門去過一趟渦陽縣，渦陽縣委擴大會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這事怎麼可能發生呢?
半是驚喜，半是好奇，何開蔭搭乘了一輛長途客車，決定去渦陽探聽一下虛實。
不爭論，干給他們看
在渦陽，何開蔭找到了為支持稅費改革曾在縣委擴大會上摔了筆記本子的汪炳瑜縣長。汪縣長很熱情地接待了他，但當何開蔭問起新興鎮稅費改革的情況時，汪卻意味深長地笑了，說：「你還是自己下去跑跑看看。」然後喊來信息科長王偉，要王偉領他去找農口的同志陪著下去。
出了縣長辦公室，何開蔭忍不住地問王偉，新興鎮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王偉悄悄告訴何開蔭，說新興鎮鬧稅改風聲已傳得很遠很遠，附近縣市不說，連江蘇省、四川省的調研組也聞風而至，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個鄉鎮的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聯袂來此學習取經，但這事在渦陽卻至今諱莫如深。
何開蔭聽了越發奇怪。那麼大老遠的地方都有風傳，他在省城卻從未聽誰說起，這是不是就叫「燈下黑」呢?
何開蔭跟著王偉去找縣農口的同志。不曾想，聽說要去新興鎮，他們不是借口工作太忙走不開，就是托病外出不方便，弄得王偉也挺尷尬，索性對何開蔭說了真話：「現在沒人敢陪你下去，我再找一個人，真的不行，我就陪你去!」
他想到了從鄉鎮黨委書記崗位上來的縣農委副主任牛淼。牛淼也只有三十多歲，不僅思想解放，而且又正好分管農村調研工作。他用電話找到牛淼，牛淼在瞭解了情況之後，很爽快地就答應一道陪同下去，這才沒讓王偉感到過於難堪。
三人一道到了新興鎮。
在新興鎮，何開蔭見到了鎮黨委書記李培傑。
當李培傑知道來的這位省政府參事就是最早提出這項改革設想的人，激動地雙手握住老何，半天不放，連聲說：「這太好了。打著燈籠也尋不到呢，老師今兒個上門來了!」
李培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他告訴何開蔭，新興鎮的稅費改革一直是在偷著干，但這種改革事關重大，僅靠一個鄉單兵作戰，好比小船闖蕩大海，面臨的變數太大，風險太大，困難太大。本來，鎮裡規定，每畝每年只向農民收取三十元的「承包稅費」，但上邊許多部門依然變著花樣壓任務，亂攤派，鎮裡頂不住，改革因此受到很大的衝擊，有時幾乎就幹不下去!
何開蔭雖然為新興鎮這樣的處境感到憂慮，但他還是按捺不住的興奮。
他想，幹起來就好!儘管新興鎮搞的這種稅費徵收辦法的改革，和河北省正定縣搞的公糧制改革一樣，說到底，還都只是對舊體制的一種並不理想的修補，而且，依然是用合法的行政權力，把目前一些並不合法的政府部門與集體組織的利益也納入稅費項目一併徵收，甚至隨著糧食市場的變化而顯得束手無策，但是，這種大膽的改革嘗試畢竟遏制住了農民負擔增長的勢頭，調動起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黨群與干群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任何一項改革所能夠解決的問題，往往都遠不如它所引發出的問題更多，更廣泛，更尖銳，正因為如此，它提供給我們的教益與啟示，就比什麼都更珍貴!
這種空前的突破，毫無疑問，在中國農村走向第二步改革的征途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里程碑的意義!
使他意外振奮的是，最早建起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阜陽地區原地委書記王昭耀，這時，已出任了安徽省常務副省長。這種人事的變動，給了何開蔭一種預感：作為農業大省的安徽，在深化農村的改革上有理由將會給國人帶來一點驚喜。
從渦陽縣回來後不久，何開蔭去合肥稻香樓賓館參加全省農村工作會議，就在會議的休息期間，一個叫馬明業的與會者找到他，自報家門介紹自己是太和縣縣長，說他們已經將這一年確定為「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年」，縣委縣政府還為此提出了一個「以改革求發展，以改革減負擔」的戰略，縣裡通過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最後將著手要進行的改革，確定在「正稅除費」上。
何開蔭聽了，自然高興，說道：「好啊，我可以為你提供一些這方面的資料。」
馬明業說：「這就太感謝你了。什麼時候能讓我看到?」
「散會以後我交給你；」
「可我現在就想看到。」
何開蔭忍不住笑了起來，「現在?」馬明業說得很認真：「最好是今天。」
何開蔭沒有想到，他居然碰到了一位跟自己一樣的急性子。
何開蔭當天晚上回家就找來自己的一摞研究文稿，交給了馬明業縣長。
更加出乎何開蔭的意外的是，太和縣的動作快捷得驚人，沒有幾天，他們就把一份《太和縣農業稅費改革意見報告》報到了省政府。
由於這是農業上的事，《報告》到了王昭耀手上。王昭耀接到太和縣的《報告》，既是不期而遇，又在意料之中。因為，當他還是阜陽地委書記時，他就對稅費改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對何開蔭說：「我們決定搞」，並帶著老何下去找試點的地方。在穎上、渦陽兩縣領導班子的思想還很難統一起來時，他又對老何說：「這事急不得。有一點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陽地區搞稅費改革。」現在，阜陽地區的太和縣終於走了出來，條件顯然也比較成熟了，於是，他要站出來為太和的這場改革鳴鑼開道了。
他當即作出批示：「送兆祥同志閱。在太和縣進行農業稅制改革，我以為可行，請酌。」
他的態度十分鮮明：「我以為可行」；作為政府的常務副省長，他非但自己鼎力相助，還進一步尋求省委分管這一工作的方兆祥副書記的支持。
方兆祥當時的意見也十分明確：「精心試點，注意總結，保持穩定。」
省委、省政府四位有關領導，同一天在太和縣要求稅費改革的《報告》上作出明確批示，而省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也在第二天就把召開論證會的通知連同太和縣的《報告》，發到了省體改委、省財政廳、省減負辦和省政府辦公廳各有關單位和部門。這種辦理重大改革事件的工作效率，是安徽省的歷史上罕見的。
他相信，這肯定與從改革第一線上來的王昭耀副省長有關，也與河南、河北兩省咄咄逼人的改革形勢有關。當然，還有一個不應該忽視的重要因素，就是這一年的春上，安徽利辛縣紀王場鄉路集村青年農民丁作明，因為反映農民負擔問題被打死在派出所，案驚中央；此後，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緊急通知、專題會議以及涉農項目的審定處理，就一個接著一個下發，一時間，「減負」成了當年中國的頭等大事。
可以說，太和縣要求進行以減輕農民負擔為主要宗旨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報告》，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
因此，何開蔭就覺得，有了上上下下的通力支持，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召開這樣一個論證會，是不應該再開出個什麼意外了。
然而，他預想不到的情況還是發生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上午八時三十分，由省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主持的論證會在省委北樓準時召開。參加會議的不但有省體改委、省財政廳、省減負辦、省政府辦公廳等單位和部門的有關負責人，省農經委的生產處長、調研處長、辦公室主任、經管站黨支部書記和站長，都一一到會；太和縣縣長馬明業、縣財政局局長龔曉黎、縣農委副主任鄒新華和縣政府調研科長宋維春，也都從太和趕到省城，出席了這次會議。
何開蔭早早地就來到會場。
會上，省體改委農村處長潘茂群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他對太和縣大膽改革十分讚賞，認為他們的《報告》清晰明瞭，切實可行，操作方便，給予了充分肯定，同時，也提出了進一步修改完善的具體意見。省減負辦書記毛禮和接著指出，當前農民的負擔確實太重，又一直減不下來，因此他對太和縣的《報告》是表示支持的，認為是可以試一試的。省農委調研處長周信生則說，何開蔭同志一開始提出稅費改革的設想時，他就是舉了雙手贊成的，只是覺得太和縣現在拿出的這個方案還顯得粗糙了一點，他相信通過不斷地摸索，實踐，這項工作是會日臻完善起來的。
何開蔭在會上也說了話。他主要談了自己這麼多年來對稅費改革的思考，並指出，既然是一項改革，就必須會涉及到有些部門的具體問題，因此，就特別希望各有關部門給太和縣的這項改革多多理解與支持。
大家的發言，基本上都是表明一種積極的支持態度，但是，誰也沒有料到，農業稅徵收工作的主管部門省財政廳的代表，卻偏偏提出了否定意見，並且十分尖銳。
當時，省財政廳農稅處長張光春是坐在遠離何開蔭的一個座位上，只見他突然衝動地往起一站，手指著何開蔭，大聲責斥道：「老何你就別站著說話不腰痛!亂出主意!你把稅費搞亂了，收不上稅來，今後誰給發工資?到時發不出工資，大家不會找你，是找我!」
他的嗓門很大，說得也很激憤，猛然站起又直指何開蔭的舉動，全都來得十分唐突，使得與會者無不一愣。
會上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當初我們在採訪中聽到論證會上的這段插曲時，也感到不可理解。因為，農稅處是成天和「農稅」打交道的，作為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本該比誰都清楚當前農村中的農民負擔；其負擔之重，連朱鎔基總理後來都不得不大聲疾呼：「農民不堪重負，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了!」甚至說出了「敲骨吸髓」、「民怨沸騰」的話來。而一個專門從事「農稅」的政府官員，對九億農民——中國最眾多的「納稅人」毫無惻隱之心，卻充當起「工薪族」的代言人，這種感情和責任心的嚴重錯位，讓人不可思議。
首先坐不住的，就是太和縣縣長馬明業。
馬明業十分清楚，太和縣擬出的這份《報告》，是參照了何開蔭的許多改革的「主意」，但這些「主意」並不壞。在這之前，縣裡也是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的。
他承認，《報告》依然要作較大的修改，甚至需要推翻重來，但是其改革的思路和主要的宗旨，卻是不應該懷疑的。財政廳農稅處長對他們的《報告》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言詞這樣偏激，態度如此粗暴，這是他無論如何接受不了的。
馬明業正要站出來予以回擊，卻被何開蔭輕輕按住，示意他沉住氣。
由於這位農稅處長持了堅決的否定意見，會上的爭論因此變得十分激烈，不過，畢竟支持者眾。
臨了，主持會議的吳昭仁作了幾點總結。他說，太和縣要求農村稅費改革的出發點首先是應該肯定的，思路也是好的，這樣既可以減輕農民負擔，又能減少幹部犯錯誤，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再說這也是得到省委、省政府有關領導支持的。至於這項改革究竟起個什麼名字?如何改?我們可以學學廣東的辦法，「先生孩子後起名字」。他說，我同意在太和縣進行這項改革試驗，但《報告》要重寫，可以再搞細一點，讓它在理論上要說得通，實踐上要行得通，然後我們再請專家論證一次。
當天晚上，何開蔭和留下來的鄒新華初步議了一下《報告》的修改方案。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兩人匆匆扒了幾口飯，就坐著馬明業的小車上路了。趕到太和縣的那天下午，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縣紀委、縣人武部六大班子全體成員，縣直各有關科局長，濟濟一堂。會上，馬明業先將省裡論證會的情況作了匯報；接著，何開蔭就如何制定好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方案，發表了意見。會開得熱氣騰騰，大家紛紛獻計獻策，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和建議。鄒新華堪稱「快槍手」，當晚，他一夜沒睡，就把報告的復議稿拿了出來。
第二天上午，六大班子、科局長們再次聚首，對新草擬出的《報告》展開了又一輪熱烈的討論。中午，鄒新華把大家的意見進行了集中，下午接著坐下來繼續討論。
縣委書記王心雲就改革的方案問題提出了「三個必須」的要求：「必須達到『減負』的目的，讓農民滿意；必須做到『明白易行，簡化程序』，真正提高基層幹部的工作效率；必須兼顧到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利益，贏得上級領導的支持。」
由於有何開蔭的具體指導，又通過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反反覆覆的集思廣益，一份有著四個部分十九條條款的《關於太和縣農業稅費改革實施方案的報告》，便眉目清晰地產生出來。
《實施方案》決定：從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開始，太和縣在全縣範圍內取消糧食定購任務，改為向農民開徵公糧，徵糧以實物為主，如果交實物有困難，也可以按物價、財政等部門共同核定的當年市場糧價折算交代金。稅費統籌，折實徵收，依章納糧，取消定購；午六秋四，兩次交清，一定三年，不增不減；糧站收糧，財政結算，稅入國庫，費歸鄉村；費用包干，村有鄉管，嚴格收支，賬目公
總之，《實施方案》盡可能地做到貼近百姓，符合實際，既要有其嚴肅性，又體現出一種人文關懷。為切實制止「三亂」、減輕農民負擔，方案中專門增加了兩條：一是，「凡違反公糧合同，向農民亂攤派、亂集資、亂收費者，農民有權拒絕，有權舉報、上訴，政府保護和獎勵舉報人員。」二是，「縣人民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及時審理農民負擔過重引起的案件的通知》，按照合同，對於不服行政機關、鄉村幹部非法要求農民承擔費用或勞務而提起行政訴訟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及時審判。對於不合理的決定依法撤銷；因亂攤派給農民造成經濟損失的，依法判決予以賠償；對任意加重農民負擔而引發的惡性案件，造成重大損失的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實施方案》送省以後，得到省農經委、糧食廳和財政廳領導的一致認可。當然，他們在充分肯定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十分具體的很好的修改意見，最後，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親自出馬為《實施方案》定稿。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正式簽發了批復意見，從此以後，一場空前的農村稅費改革，就在廣袤的淮北大平原這個有著一百三十九萬人口、一百七十五萬畝耕地的太和縣，令人怦然心動地揭開了序幕!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當河北省公糧制的改革仍在正定縣三個鄉的範圍進行試點時，安徽省太和縣卻已雷鳴電閃般地將這場改革在全縣三十一個鄉鎮全面推開，從而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第一縣！
改與不改就是不一樣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就在安徽省太和縣揭開稅費改革序幕的第十六天，河北省綜改辦和正定縣政府，聯合在京召開了一次「公糧制改革試點研討會」。
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理論研究會。其規格之高，影響之大，都是空前的。中央政研室、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體改委、中國農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部、農業部以及國內貿易部的有關領導和著名專家，均應邀到會。
研討會上，大家都對河北省搞的這個公糧制改革試點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毫無疑問，研討會在中央和國家直屬機關中產生的影響，遠比它在理論研究上的收穫更大。
新的一年剛剛到來，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河北省公糧制改革的試點迅速由正定縣的三個鄉，擴大到全省二十六個縣市的一百八十四個鄉鎮，其中正定、寧普、故城、新樂和滄縣都是全縣全面推開的。一時間，公糧制改革的滾滾熱浪，在黃河北岸這一望無垠的阡陌之間奔突、沸騰；給我國這塊重要的糧棉產區帶來勃勃生機!
令人遺憾的卻是，發端於安徽的這場農村稅費改革，這時候在安徽的本地，竟遭遇到了另外一種命運。安徽省省長傅錫壽，突然作出了要求太和縣立即停止稅費改革試點的決定。這一決定，來得十分突然，以致許多人鬧不清究竟是省長的個人意見，還是有中央的什麼背景。
何開蔭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時，他甚至不敢相信。因為他一直在與楊文良保持著熱線聯繫，河北省分明正搞得熱火朝天，禁止這項試驗顯然不大像是中央的意思。
但是，省長要求立即停止稅制改革試點的決定，無疑又是有根有據的，不用說，還是當年渦陽縣人大常委會所以決定終止新興鎮稅費改革的那一些理由，即這種改革是非法的，因為現行的農業稅制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儘管那個《條例》還是一九五八年頒布的，三十多年來，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這種與今天格格不人的農業稅制早已是弊端百出，可是當年的《條例》一天沒被廢除，它就一天有著法律的效力，這種稅制就依然受到法律的保護。
我們在採訪中無法得知傅省長突然作出這個決定的真正原因，但這一非常決定，對熱心支持太和縣改革的所有人，特別是正在改革中的太和人，都是一記當頭棒喝!
人們困惑，震驚，焦急，痛惜，卻又無奈。
不少人也在背後提出疑問：如果不敢於革故佈新，銳意進取，農村還能有發展嗎?或是說，中國的農業，和中國的農民，還會有希望嗎?
何開蔭覺得有必要站出來據理力爭。他把河南省委書記、省長，河北省委兩任書記、省政府兩任省長的有關批示的複印件，分送給了安徽省的黨政主要領導。
這時，安徽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王昭耀站出來說話了。
王昭耀找到省委書記盧榮景，陳述自己的意見。他說：「省政府批准太和縣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文件，已簽發下去，如果現在再下文否定，這不是打自己嘴巴嗎?這樣朝令夕改，省政府今後還怎麼工作?何況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外省都在幹嘛!」
盧榮景當然知道太和的改革是在王昭耀的支持下搞起來的，他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可是，傅錫壽要停下太和的改革，是在維護稅法，也是從工作考慮的，不光是有道理，更是有著法律依據的。於是說道：「如果沒有文下去，不搞也就不搞了，既然省政府已經下了文了，那就繼續搞下去吧，秋後看看效果再說。」
省委書記給省長和主管農業的副省長都留足了面子。話雖說得比較溫和，但畢竟一錘定音，因此，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也就得以繼續下來。
到了秋後，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傅錫壽已經喪失了對太和縣改革的發言權。他被免去安徽省省長職務，消息來得是很突然的，那天，他剛從歐美出訪歸來，人還在合肥駱崗機場，就宣佈了中央要他提前從省長崗位上退下來的決定。據說，這是因為安徽的幹部群眾對他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間的意見太大。這一天，中央將瞭解中國農民、更熟悉中國農業和農村的回良玉派至安徽，擔任代理省長。
瞭解回良玉經歷的人都知道，自打他從農校畢業，被分配到吉林省榆樹縣農業局，以後整整三十年，就沒遠離過一個「農」字。從公社書記，農牧廳長，到省委農村政研室主任，直到擔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是位夠格的農業專家了。
回良玉一到安徽，就對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大為讚賞；次年二月，在正式就任安徽省省長後，他召開的第一個省長辦公會，作出的第一項省政府的決定，下達的「一號文件」，就是將太和縣改革的經驗，在淮河兩岸二十多個縣市的範圍迅速推而廣之!
其實，也無須像省委書記盧榮景說的那樣，「秋後看看效果再說」，還沒有等到秋後呢，那一年的午季就已見分曉。太和縣自從搞了農村稅費的改革，只用了半年時間，便一舉創下這個縣建國四十五年以來最大的一個奇跡：全縣三十一個鄉鎮、九千一百六十八個村民小組、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九戶農民，午季農業稅的全部徵收工作只花了短短五天!
望著多年不見的，踴躍交糧的農民在糧站門前排起的長蛇陣，許多鄉村幹部竟激動得鼻子發酸，眼窩發熱，他們說：「過去，向農民要錢的文件多，向農民要錢的部門多，向農民要錢的項目多，向農民要錢的數額多，多得連咱這些當幹部的也鬧糊塗。現在好了，交多，交少，大家都清楚；從前一年忙到頭，催錢，催糧，催命，年三十晚上還上門，今天咱是徹底解脫了，又落個清淨；從收糧到結賬幹部兩頭不沾錢，更落個清白! 」
幹部清楚了，清淨』了，清白了；農民也因為一次征，一稅清，一定三年不變，放了心，稱了心。
這年的秋季莊稼雖然受了旱災，但農業稅的徵收工作前後也只用了十五天!
這一年全縣共徵糧六千五百二十七萬七千公斤，比原先國家下達的定購任務還超出了一千七百七十四萬七千公斤!如扣除價格因素，農民的稅外負擔就較過去減輕了一半還多。尤其是，全縣大膽地放開了糧食的市場與價格，農民留足口糧和種子之後，單商品糧這部分就讓農民增加收入一億五千萬元，全縣人均增收就達到了一百二十元!
改革前一年，太和縣因為反映農民負擔鬧到各級黨委政府去的，還多達九十三起，五百多人，可是改革的一九九四年，全縣兩千九百六十九個自然村，一百三十二萬農業人口，再無一人因「農民負擔過重」去上訪的。
說到上訪，阮橋鄉馬王村馬莊的馬克中早先是遠近聞名的。僅九三年，馬克中父子就因負擔過重和徵繳特產稅問題，兩次從縣告到省，直告到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實行稅費改革後，家家一張《監督卡》，戶戶一本明白賬，馬克中領著一家人放心大膽地精耕細作，結果，人勤地不懶，午季，秋季，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他帶頭完成上繳任務後，喜笑顏開地說：「農業稅費征實，一切放在明處，任何人不敢再亂收亂攤亂掏腰包，幹部不貪污，糧站不壓價，農民減輕了負擔又增加了收入，還上哪門子訪呢!」
當然，好事多磨。太和縣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績，確實也是來之不易的；就在他們開始稅費改革的那一年，正趕上全國推行國稅地稅分稅制的改革。實行了中央財經集權之後，中央政府的好處那是立竿見影的：九三年中央財政收入只是九百五十七億，九四年當年就猛增到兩千九百零六億，差不多增加了將近兩千億；而九三年地方財政收入已是三千三百九十多億，改制當年就減少到兩千三百十一億。這只是財政收入方面的情況。改制之後中央和地方財政的支出情況也是恰恰相反的：九四年中央財政只比改制前的九三年多出四百四十二億，僅為一千七百五十四億；而地方財政卻一下猛增了七百零八億，高達四千零三十八億，幾乎就是中央財政的兩倍多!
在這種稅制改革的一加——減中，地方政府預算內的財政就全變成了「吃飯財政」，許多地方連行政事業費、人頭費的開支也難以保證。
政府財政的日子不好過，也不能再把這種困難轉嫁到農民頭上，動搖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決心。太和縣委、縣政府審時度勢，及時採取了「消腫減員」的辦法，大力壓縮辦事機構和精簡富餘人員，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一個稅鎮當年就辭退聘用鎮村幹部九十八人，第二年又接著往下減。與此同時，全縣還進行了糧食購銷辦法和鄉村財務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農業結構調整、村幹部勞動保險、科學種田和加強市場建設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千方百計調動起廣大幹部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但是，這期間，有許多事情卻又是太和縣委和縣政府自身無法解決的。你一個縣搞稅改，封死了增加農民額外負擔的一切「漏洞」，可是他們改革試點的第二年，國務院卻明文規定農民人均增加二十五元的「雙基教育費」，許多中央機關也都只給任務不給經費地相繼下達了各自的「達標」項目。
這些全是「紅頭文件」，下面都是必須執行的，太和縣不可能不執行來自中央機關的這些硬性規定，就不得不對原有的改革方案作出相應的調整，不得不專心地增加了諸如教育、衛生、武裝、檔案、統計在內的一些新的徵收項目，使得「一次征、一稅清、一定三年不變」的承諾，打了折扣。
然而，即便就是這樣，農村的稅費改革，改與不改還是大不一樣。太和縣出現的喜人的變化，還是在農民負擔日益加重、干群關係日趨緊張的廣大農村引起了巨大反響。太和周邊的蒙城、利辛、臨泉等縣不但倣傚起來，偷偷摸摸鬧改革的渦陽縣新興鎮也不用再躲躲閃閃了，就連當初在縣委擴大會議上還為這事爭論不休的渦陽、穎上兩縣的四大班子，這時也全都看清了稅改的好處，戮力同心地搞起了「正稅除費；的改革試驗。
對太和縣鬧起的稅費改革，在省城合肥，有一個人一直憂心忡仲，放心不下。午收前後，他都去了太和縣。這人便是曾經斥責何開蔭「亂出主意」的省財政廳農稅處長張光春。他擔心這種改革搞亂了對農業稅的徵收，他這個農稅處長最後會不好交待。
他是提心吊膽地跑到太和縣去探聽虛實的。結果，他意外地發現，先前自己的那種擔心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懸著的一顆心這才落了地。想想當初在論證會上，自己竟是那樣衝動，指名道姓地指責何開蔭，張光春竟覺得實在對不住人家。但是，他畢竟還是一個胸懷坦蕩的人，有意見，有看法，就當面說，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如今知道是自己錯了，倒也是個知錯就改的爽快人，回到省城之後逢人便宣傳：「太和的那個辦法就是不錯!」
安徽省太和縣改革農業稅費的消息不脛而走，沒過多久，國家財政部農財司就來了人，要去太和實地考察。他們先到省城合肥，也只同系統內的財政廳農稅處取得聯繫；下到太和縣後，一不驚動縣領導，二不給鄉鎮長打招呼，只要求縣財政局派人派車，專門跑偏僻的地方、窮地方，直接進村人戶，向農民面對面地調查。他·們這樣做，顯然是想更加客觀地瞭解到真實的情況。別人的話，他們也許不會相信，但陪同下去的張光春的現身說法，卻起了不小的作用。一路之上，張光春不停地在宣傳稅費改革的好：處。他說，農民負擔較過去減少了一半還要多，財政反而增加了；他說，從前到年底有時稅也收；不上來，每年都會有百分之十五的農業稅出現：「沉澱」，現在實行征實，農業稅繳得不知有多：快，而且全縣沒有一戶不交的，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這以後不久，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主任徐國洪一行也來到阜陽地區檢查工作。他們在瞭解了這個地區對農業稅費制度的改革之後，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建議地委、行署要很好地總結其中的經驗，並表示今後將密切關注這裡的改革進展的情況。
曾親自為太和縣的改革實施方案最後定稿：的省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這期間不斷聽到從太和縣傳來的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心裡癢癢的，這天，他高興地邀上省減負辦副主任馬啟榮，先到阜陽，然後和地區農委主任王春魁一道，也驅車去了太和。
為更真實地瞭解到社情民意，他們也是越過縣鄉幹部，調查了三個鄉的二十多位農民，可以算得上一次「微服私訪」了。結果，所到之處，接觸到的每一個農民，幾乎是眾口一詞地誇讚這種稅費改革的辦法好。吳昭仁為此大為感動。回去後，他在為《農村改革新探索》一書作序時，竟動情地寫道：「這麼多年來，在我的工作記憶中，農民對某項政策表示完全擁護的，除了包產到戶，大概就要算是這次了。」
他為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總結出了「六個滿意」：「糧站滿意，定購任務完成順利，主渠道掌握了充足糧源；財政滿意，稅收及時足額人庫；銀行滿意，統一結算，減少了貨幣發行流通，又不打『白條』；基層幹部滿意，他們節約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更免除了干群磨擦的煩惱。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農民滿意，午、秋兩季征實任務都在一周內完成，沒有一戶因負擔問題而上訪申訴。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省直有關部門、地區減負辦和改革試驗辦，先後九次派人深入調查，結論都是一樣的：「農民滿意。」
吳昭仁也認真思考了這場改革成功的原因：「現在好的政策、好的思路、好的設計並不少，難就難在落實，往往是執行中由於工作不力而走形變樣。太和縣的稅費改革，不僅設計周密，而且實施完美。何以如此?關鍵在於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六大班子步調一致；縣鄉各部門齊心協力；工作班子得力而富有成效。這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任何一項工作能否做好，我認為訣竅都在這裡。」
總結出了太和改革的主要經驗之後，吳昭仁依然感到意猶未盡，又專門寫了一篇雜文，題目一目瞭然：《為「第二次大包干」叫好》。
一九九四年的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率十個部委的負責同志深入到安徽視察，在看了阜陽地區的農村改革帶來的大變化後，高興地評價道：
「你們這裡抓農村改革有突破性進展，在幾個方面都探索了成功的經驗。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搞得很好，解決了穩定承包制的問題，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土地產出率。特別是稅費制度改革，解決了使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都很頭痛的一個問題，既減輕了農民負擔，又改善了干群關係，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政治意義!」
誰知這時，陪同視察的財政部副部長李延齡，突然打斷了姜春雲的話。他說：「這兒把農業特產稅也包在農業稅裡，這是不合理的，應該據實徵收，他們這樣做是錯誤的。」
姜春雲聽了，馬上不客氣地說：「這個我知道。他們這樣做沒有錯。我在基層幹過，『據實徵收』是理論上的東西，沒有可操作性，據我所知，全國大多數地方都是平均攤派的。這個你就別再講了。」
李延齡當然不可能同姜春雲爭執下去，既然姜春雲說了「這個你就別再講了」的話，李延齡也就不便再講了。
那天，姜春雲的心情十分好，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主管農業工作的副總理，看到安徽農村的改革工作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高興地對回良玉省長說：「農業稅費制度的改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大突破，你們要大膽推廣這項改革的試點工作!」
隨行的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楊雍哲，也興奮地接口道：「現在有種說法，好像這幾年中國農村的改革停下來了，這次來安徽一看，感覺到的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阜陽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和農村稅費收取辦法的改革，都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成效。這些對全國都是有指導意義的!」
在姜春雲一行離開後不久，回良玉就在省長辦公會上明確要求：江淮分水嶺以北的沿淮一帶，尤其是淮北地區，必須全面推行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
此後，這項改革便迅速走出了太和，走出了阜陽，勢如破竹般地在安徽境內二十多個縣(市)遍地開花。
這時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它不光在安徽、河北、河南三省勢不可擋，並且迅速蔓延到了湖南、貴州、陝西、甘肅七省五十多個縣(市)。
正是在這個時候，福建省委辦公廳編印的《省外動態》載文歡呼：「農業稅制改革已呈『星火燎原』之勢!」
難忘阜陽會議
位於皖西北與河南省接壤的阜陽地區，是我國著名的產糧區，更是經國務院備案的中國第一個農村改革試驗區。這個試驗區，還是早在一九八六年，在當時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的親自帶領下，由段應碧、周其仁、陳錫文、杜鷹、盧邁等一大批著名農業專家建立起來的。這次率先進行土地稅制改革的渦陽縣新興鎮，和堪稱農村稅費改革第一縣的太和縣，都在這個地區，因此，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全國農村基層稅費制度改革經驗研討會放在阜陽召開，無疑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會議由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杜鷹主持。
來自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特區辦公室、農業部、財政部：、內貿部和糧食部門等部委辦的專家學者，安徽省阜陽試驗區、湖南省懷化試驗區、貴州省湄潭試驗區及河北省正定縣、河南省城郾縣等七省暨有關縣代表共八十餘人出席了會議。大家實地考察了太和縣試點情況，還就各地試點的具體做法和成效進行了交流，當然，對目前尚存在的具體問題，和如何進一步完善試點工作，都作了坦誠而深入的探討。
由於各地都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具體做法的，因此在改革的措施上是不盡相同的。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其實，萬變不離其宗，還是何開蔭早先總結出來的那幾句話，是一種「稅費統籌、折實徵收、財政結算、稅費分流」的模式。
總之，在原則和目標大體一致的前提下，各地都在農村基層稅費制度的改革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與會代表們公認，在諸多試點之中，安徽省太和縣和河北省正定縣的兩處試點，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與會專家對這項改革更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它是對舊體制的又一次突破，在實踐中是可行的，方向是對頭的，成效是明顯的。
會上，國務院特區辦政研室副主任劉福垣的發言格外引人注目。他說這次會議是朱琳主任讓我來的，當然，我也很感興趣，馬上就來了。聽了同志們的介紹，對這項改革，我有一個總的感覺，就是現在試點單位的改革已經獲得了基本的成功，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姜春雲副總理說這項改革不僅有經濟而且有政治意義，說明這個問題確實是上下都很關心的事。
他說，「我認為這項改革的意義，已經不僅僅是簡單地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其核心，就是理順國家、集體和農民的關係。我們第一次改革，是以『大包干』為旗幟，改革的對象是政府，是我們公社化以來的政社合一的體制。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包辦代替農民決策，把農民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環節統統卡死了，使我們的農民收入太低，農村經濟單一化，農業的發展嚴重滯後，改革突破了政社合——的體制，還給了社區和農民一部分自主權。但是，那種改革並不徹底，至少，流通和分配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今天，各級政府都在討論如何解決農民負擔，如何消除苛捐雜稅，如何改變幹部『要錢、要糧、要命』的形象；很多政府的文件三令五申這個費可以收，那個費不能收；哪個稅是合理的，哪個稅是不合理的；收多少為合理，收多少為不合理；國務院的電話會議也曾明令取消三十一項費用。其實，在分配關係都不清楚的背景下，哪個合理，哪個不合理，最後也是劃不清的，上面下面都不清。比如計劃生育費用、民兵訓練費用，這全是一種行政性的費用，是貫徹國家政策所需要的費用，它和農業生產並沒關係，實際上這也是應該由財政來拿的，但是現在，都混在了『三提五統』裡面要農民承擔。
「只有最根本地解決攤派問題，真正做到：明租，正稅，除費，我們才能夠對農村的分配問題喊上一聲『立正』。農民和社區之間說到底只有租的關係，農民和國家的關係也只是靠稅來調整，農民交了租，交了稅，其他的任何費用都與農民無關!」
最後，他慷慨陳詞：「既然我們下這麼大決心來搞這項改革，就應該有一個恆心。搞了這個辦法後，就再不開任何口子，即便是國務院的『紅頭文件』壓下來，試驗區也要頂。比如教育搞達標什麼的，公積金裡有這個錢，就拿，沒這個錢，堅決不能再向農民要!治本當然要從中央各部門做起，從中南海做起!既然我們承擔了這個改革任務，就應該給我們這個權力，以一切方式加重農民負擔的東西，就要敢頂，即便說農民都同意了，也不要聽這話!」
劉福垣的發言，贏得了各地代表熱烈的掌聲。
財政部農財司李秋鴻的發言，卻在會上引起軒然大波，遭到大家強烈的反對，以致使得會議的氣氛變得十分緊張。
李秋鴻的開場白是顯得十分謙和的，他說：「參加這次會議，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稅費制度改革，我們過去考慮得不是太多。」
接下來，他的發言與其說是來「很好的學習」，不如說是來做這項改革的專題報告。
「這次稅費改革的目標是什麼?」他首先設問，繼而自答。「我看恐怕有這麼幾個主要目的。」他在歸納出四個既無新意又未必科學的「目標」之後，便以領導機關的口吻說道：「我不知道各試驗區在設計這項改革時，是把這四個目標都考慮進去了，還是只考慮到某些目標。我想分幾個方面來談一談。」
於是一個毫不謙虛的發言就開始了。
此話剛落音，貴州和湖南試點的代表就交頭接耳起來，顯然覺得這位蹲在國家大機關的農財幹部，也太高高在上養尊處優了。啥才叫「無法承受」呢?正因為農民已經不堪重負，干群關係嚴重惡化，才「逼」出了這項稅費改革的嘛。
接下去的發言，李秋鴻便是對各地改革試點基本經驗的全盤否定。他說：「在中國農村，無論就每戶來說，還是每村、每鄉，彼此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作為一個負擔政策，很重要的一個依據，應該是經濟收入，而不是其他東西，但像安徽太和縣每畝耕地基本上一律徵收一百斤糧食，這樣的政策設計，和收人多多負擔，收入少少負擔的分配原則，顯然是不盡吻合的。」
他的這個看法，使不少人為之一怔。
應該說，李秋鴻說的是一個理論問題。從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上看，不應該忽視差別搞均攤，而應該是一絲不苟地，按照各鄉各村各家各戶實際的經濟收入確定負擔。但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同樣，也不可能會有絕對的公平。李秋鴻在用這個看法評價安徽省太和縣為代表的農村稅費改革經驗的時候，首先就與他歸納出的四個「改革目標」中的「降低稅費的徵收費用」的目標發生了矛盾。照他的意思，太和縣有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九戶農民，真要按各家各戶的實際經濟收入徵收稅費，縣委縣政府需要組織多少人進村人戶，才能鬧清每家每戶真實的收人情況；又需要調動多少人才可以落實這項浩繁宏大的稅費徵收工作呢?豈不是癡人說夢!
大家對財政部農財司這位年輕處長的發言，開始認真注意起來。
接著，李秋鴻又以同樣的理由，談到了特產稅的問題。「對於農業特產稅，稅務部門的態度非常明確，絕對刁；能搞平攤。保護糧食增產，調節種植業內部不同作物間的收益，這是設計這個稅種的目的，如果平均攤派，那麼徵收的意義也就沒有了，更實現不了制定這項政策的目標。」
李秋鴻這裡所說的，正像姜春雲副總理在阜陽視察期間批評財政部副部長李延齡時已經指出過的，這依然是個理論上的東西，沒有可操作性。 -
來自基層的許多代表聽到這兒，就已經坐不住了。有的，甚至忍無可忍地站起來，開始了嚴詞責問。—會場上的氣氛頓時急轉直下。
誰都知道，一九五八年頒布的《農業稅條例》中就有了農業特產稅，但那時它只是含在農業稅中，課稅範圍也是指農田以外的山場或水面，針對茶葉、水果、林木、山珍和水產等特產品徵收的。因其收入較高，單獨徵收農業特產稅也是應該的，但是一旦徵收了特產稅，就不再徵收農業稅了。至於種糧食的農田從來是沒有特產稅一說的。據實計征農田上的特產稅也才是近幾年的事。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脫離實際的計征政策，已經使得這種農業特產稅演變成了「田畝稅」和「人頭稅」，早已喪失了稅收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而地地道道成了一種「合法」的農民負擔。特別是，這種計稅農田上的特產稅的本身，也早已經成為嚴重阻礙中國廣大農村推行農業產業化的羈絆；在傳統農業區，它更是調整產業結構的大敵，農民奔小康的攔路石!
各地代表不僅強烈要求取消農田上的特產稅，還指出現有的農業稅政策的缺陷也同樣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為《農業稅條例》還是一九五八年頒布的，如今三四十年過來了，農業稅的徵收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與現實情況嚴重脫節的地方，諸如計稅常產與實際常產、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計稅土地面積與實際土地面積等等，千差萬別，從而產生了「高產低稅」或「低產高稅」，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或名義稅率低實際稅率高，以及有稅無地或有地無稅等等明顯的不合理現象。再加上國家定購糧食任務的畸輕畸重，這實際就等於產糧區在為非產糧區納稅，貧困地區為富裕地區納稅，這種種弊端都已經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經營農業的積極性!
作為主管這項工作的國家財政部農財司的一個官員，不去設法解決農業財稅政策上的這些問題，卻對地方上進行的這些難能可貴的改革試驗，橫挑鼻子豎挑眼，缺少起碼的熱情，在這樣的研討上引起眾怒，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據參加會議的同志回憶，李秋鴻說得最為理直氣壯的一段話，也是給大家印象最深的一段話，這就是：「從我們接觸的農民上訪情況看，沒有一起是因為農業稅的比例過重而上訪的；農民反映的全是稅費混在了一起的。所以我們在業務工作中主張稅費要堅決分開!」
他說得似乎確可信據，卻招來了大家最猛烈的批駁，使會場上趨向了白熱化。
因為，造成這種稅費不清的首先就是國家財政。
一九八五年開始的以鄉鎮為主的農村辦學體制，這是產生中國農民負擔問題最大、最主要的原因。有著九億人口的中國廣大農村，義務教育的費用卻是讓農民自己掏腰包。財政該出的錢不出，甚至連計劃生育、民兵訓練、優撫工作、鄉村道路這些本該政府支付的費用，也逼得鄉村的幹部挨門逐戶向農民強行索取。現在，來自京城的農財官員非但不領下邊的情，反而倒打一耙，嫁禍於人。這確實把基層代表激怒了。
「既然政策規定農田特產稅『據實計征』，」從改革試點第一線來的代表抓著「特產稅」的問題不放，提出反潔。「就應該實事求是不是?有，就收；沒有，就不收；有多少，則收多少。可為什麼財政上年年卻又層層下指標，派任務，這不明擺著是說歸說，做歸做，教人弄虛作假嗎?農村幹部『替人受過』，搞壞了名聲，搞壞了形象，反過來還說下面不執行政策。這都叫個什麼理?!」
安徽省渦陽縣的代表來了個現身說法。他說，渦陽縣為不折不扣執行「據實計征」的特產稅政策，專門在耿皇鄉做了試點，鄉政府從財政所和經管站組織了十九人，進村人戶，嚴格按照規定跟蹤這個鄉特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的全過程。前後用上兩個多月，認真進行成本和收入的核算，最後徵收到四萬多元的農田特產稅。可是這些人下鄉的用品、工資以及誤餐補助的支出，加起來也達到了四萬多元。結果，徵收到的稅額，基本上就被徵收的成本抵消一空。就是說，按照現行的制度和辦法徵收稅款幾乎是無法做到的。
耿皇鄉的故事近乎荒誕，但這種試驗卻把今天脫離實際的稅制問題暴露無遺。
誰知渦陽縣的代表話沒落音，李秋鴻就接過話極力爭辯。
太和縣農經委副主任鄒新華，一直冷靜地注意著李秋鴻的發言，耐心地聽著這位財政部官員對太和縣試點的橫加指責。因為對方說的就是「太和」，作為太和縣試點的代表，他自然不便立即反駁，至少他要顯示出太和人的寬容和大度。但是，渦陽縣的代表舉出的這個例子，已經是那樣的說明問題，對方卻依然強詞奪理，以勢壓人，他再也按捺不住。
鄒新華激動地指著李秋鴻，只差沒把指頭戳到對方的鼻子上；憤然道：「你們就是不看實際情況，坐在辦公樓裡瞎想。今天事實就擺在面前了，還死不認賬!」
他說得過於衝動，聲音都變得沙啞，伸出的手指也在上下顫動。
接著會場上四處都響起了憤懣的斥責聲。
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文文靜靜，甚至是一臉書卷氣的李秋鴻，他在會上極力堅持的，其實是國家財政部的意見，正因為不只是他個人的看法，各地代表才越發感到，大家正在熱心試驗著的這場農村稅費的改革，其前景並不那麼樂觀。
作為這項改革最早的倡導者，又是太和縣試點的直接參加者，何開蔭就改革中的一些問題，也旗幟鮮明地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說，如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種商品的價格差不多都放開了，惟獨糧食這樣大宗的農產品國家仍限價定購，使得糧食不能成為商品，其比較效益日漸降低，毫無疑問，這種定購制度必須取消，糧食的市場和價格也必須放開，否則中國的農業就無法再進一步發展。當然這需要條件，我們將稅費改革徵收的辦法用公糧代替定購，正是基於這方面的考慮，一是為了讓國家最可靠地掌握糧源，保證非農用糧的供應；二是因為農民有這個習慣，征交公糧，對農民來說既方便，透明度又高，最主要的是我們把稅費改革和推進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聯繫起來，這就為下一步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準備好條件。只有取得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成功，全面徹底地放開糧食市場和放開糧食價格，形成大流通，培育大市場，封閉的社區結構才會最後被瓦解，中國的農村才可以說大有希望!
何開蔭的發言，有著濃郁的理論色彩，卻由於他講得深入淺出，富有很強的說服力，會場上一下變得安靜下來，連喝茶、走動的人也生怕打擾了別人，把動作放得又慢又輕。
這氣氛顯然也感染了何開蔭自己，他開始變得激動起來。他說，其實我們搞的，只是農業稅費徵收辦法的改革，還不是實際意義上的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假如現在就搞稅費制度改革，立法部門說不定馬上會來制止，渦陽縣新興鎮的改革被縣人大明令取消就是明證。因此，它肯定會有較大的局限性和不徹底性，目的也只是側重於規範徵收的辦法，先把農民的負擔盡可能地減下來，政策規定上的「槓子」粗了一點，卻簡單明瞭便捷易行。雖然還不全公平合理，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相對於過去的亂收費來說，農民已比較滿意。
當然，他還想說：今天搞的還只是稅費徵收辦法上的改革，就搞得這樣艱難，如履薄冰，幾近夭折；其實，即便就是真的進行稅費改革，那也只能是深化農村改革的一個突破口，關鍵在於由此帶動農村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儘管，誰都知道，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但會上沒人這麼明說，當然今天他說了也等於白說。
主持會議的杜鷹，在作會議的最後總結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總的感受是，我們在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研討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因為現在我們整個國家，正處在一個工業化高速增長的時期，在這樣一個階段上，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狀況如何，將是決定我們這個國家現代化命運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兩年，『三農』的形勢總體上是好的，但存在的問題也同樣是比較突出的，有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而這些問題與我們這次會議研討的內容無疑都是密切相關的。」
報告進入最高決策層
杜鷹回到北京後，就忙著組織人就全國農村基層稅費制度試點的情況，給國務院寫出報告，並特邀何開蔭、楊文良二人參加討論。
報告的題目十分鮮明：《事關農村發展和穩定的一項重要改革舉措》。
姜春雲副總理親自到過阜陽試驗區，看了這份報告後十分高興，很快作出批示：「這是農村工作的一個重大問題，試點探索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思路、途徑，擬專門開個會，總結交流經驗，提出今後意見。」
就在農業部轉上來的這份報告和姜春雲的批示，還都沒送到主抓經濟工作的常務副總理朱鎔基的手上時，朱鎔基卻先看到了新華社記者葉冰男的一篇《河北省調整公糧制試點方案》的消息。顯然這是朱鎔基第一次接觸到這類消息，有點詫異，就把文章批給當時的財政部長劉仲藜和副部長項懷誠：「請仲藜、懷誠同志閱。」同時批給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要求他去搞搞清楚：「這個試點是怎麼回事?」
當我們最初從《河北省公糧制改革大事記》中，看到朱鎔基的這個批示時，很是感到意外。因為農村稅費的改革，從提出到試驗，從秘密試驗到公開試點，直到發展成七省五十個縣的「燎原之勢」，已走過了漫長的五個春秋，不說大報小報已對此有充分的披露，河北省還在京召開過範圍很廣的研討會，國務院許多相關部門的同志都到會了，朱鎔基副總理對這事兒怎麼可能會一無所知?
後來，細細一想，才覺得並不奇怪。何開蔭改革設想的文章被刊發在《人民日報》的《情況彙編》上，引起過李鵬總理的關注，並發表了重要講話，可那畢竟是在一九九O年春天，朱鎔基還在上海工作，對這一切不瞭解是十分正常的。以後，他進京主管國務院的經濟工作，又正是中國經濟增長率跌人低谷之時，工業生產滑坡，中央財政吃緊，擺在他面前的，僅全國累欠的「三角債」就高達五千多億，要想在如此重關如鐵的困境中走活一盤棋，他幾乎是在拳打腳踢，甚至用出鐵腕手段，發起清欠攻勢；同時展開了一場狠打氾濫成災的假劣偽冒產品的活動。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出現一個加快建設的熱潮，但由於當時中國的經濟工作還遠沒從「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尷尬局面中走出來，經濟的高增長幾乎是和混亂同步，開發熱，集資熱，炒地皮熱，已經熱到了朱鎔基用一句英文表述「Crazy」(瘋狂)的程度，「過熱」發展的經濟，引發出了建國以來中國最嚴重的通貨膨脹。接下來，朱鎔基就又大刀闊斧地運用起經濟、法律乃至行政的各種措施，數管齊下，並親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大力整頓金融秩序。
朱鎔基確實沒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像他抓城市的經濟那樣，去抓農村工作，再說，他對農村的情況又遠不如城市工作那樣熟悉。在一九九三年召開的全國糧食購銷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的講話中，他對糧價的放與收，就沒有像對金融和國企改革那樣自信。他說：「去年我們缺乏經驗，放開糧價太快了一點，準備工作不足。沒搞過市場經濟，不知道厲害，結果，十一月以後糧價暴漲，沒有按照預定的調價步驟來做，措手不及。」
但是，他對中國的農業是重視的，對農民的負擔更是感同身受。一九九三年五月中旬，他在赴湖南考察期間，發覺個別地區的夏糧收購資金未到位，向賣糧的農民打白條，農民的生活和生產難以為繼，他氣憤已極，嚴厲訓斥湖南省的主管領導，並對下面地區的負責人說：「我留下電話號碼，你們什麼時候湊夠了資金，就什麼時候給我打電話，我要看看究竟會拖到哪一天!」返京後，他深感問題的嚴重，遂親自指示《人民日報》發表農業部清理農民負擔的三個文件，公開徵稅的項目和範圍，明令不能超過上年農民純收入百分之五的上限，凡不遵令者，當依法處理。
就在朱鎔基要求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去鬧清河北省公糧制試點是怎麼回事的四天之後，財政部長劉仲藜即把同樣有著朱鎔基批示的新華社記者葉冰男的文章《河北省調整公糧制試點方案》批轉給·了部裡的稅政司：「請稅政司閱，是否與國辦三局聯繫一下，農稅處也派人參加瞭解一下。」
劉仲藜部長作出的這個批示，無疑已經是多餘的，因為從時間上看，在他還沒見到朱鎔基的批示，就是說，在他張羅屬下「聯繫一下」「瞭解一下」的一天之前，朱鎔基已經接到了姜春雲轉給他的阜陽研討會的有關報告。朱鎔基看罷報告，河北省公糧制改革試點是怎麼回事，就一切都再清楚不過的了。
儘管姜春雲在報告的批示中，已經對各地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經驗給予了最充分的肯定，並且認為「試點探索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思路、途徑」，他的建議也十分具體：「擬專門開今會，總結交流經驗，提出今後意見」，也許正是因為姜春雲在批示中強調得那樣重要，「這是農村工作的一個重大問題」，朱鎔基在看了報告之後，處理得也就相當謹慎。他對「擬專門開個會』的建議繞開不提，將這份報告批給了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不過，這回批下去，增加了一個國家稅務局局長金人慶：「請春霖、人慶同志閱處。此事要徵求財政部、稅務總局和綜合部門意見。」
朱鎔基顯然沒有表明具體的意見，只是作出了具體的交待。這一天，是公元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已成燎原之勢出現在中國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驗，進入了他的視野，並引起了他的關注。
「十三號文件」誕生
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中國的傳媒機構對農村稅費改革的宣傳，形成了一個不小的高潮。從《中國改革報》、《中國紀檢監察報》到《中國經濟時報》、《經濟日報》直到《人民日報》；從《內部參考》、《學習研究參考》到《國內動態清樣》，直到《領導決策參考》，盛讚這場改革的文章可以說是連篇累牘。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到河南視察。當他瞭解到一些地方在打著教育的旗號向農民亂收費，最終又不是把錢全用在教育上，這引起他的不安。視察期間，他還瞭解到，現在農村中的村提留、鄉統籌的收費辦法，隨意性太大，本來就是一種「多收有利」的機制．而收多收少又是直接同基層幹部的切身利益掛鉤，這就導致了農村的「三亂」屢禁不止，成了老大難。於是他想這恐怕要從這種收費辦法究竟行不行上來考慮一下了。
出乎他的意外，在河南視察期間，李嵐清又聽說有的農村已經實行稅費合一的規範管理辦法，這辦法不僅受到農民的歡迎，各方面的經費也有了保證，十分感興趣，要親自去看一看。聽說這事就發生在鄰近的安徽省阜陽地區，他便臨時決定，改變行程，彎到阜陽。在阜陽，他聽取了當時的地委書記王懷中和專員喬傳秀的專題匯報。聽了以後，覺得這辦法的確不錯。從匯報中他還進一步瞭解到，全國政協的幾位老同志也到阜陽的農村進行過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回京後，他就派人要來了他們的調查材料。看過之後，感到頗有價值，於是他就又把要來的材料，附上自己的意見，送給了李鵬總理。同時也送給了朱鎔基、鄒家華、吳邦國、姜春雲幾位副總理共同參閱。
其實，促成幾位全國政協的老同志深入農村搞調查的，正是原安徽省省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王郁昭。我們前文已經提到，在揭開中國農村改革序幕那驚心動魄的歲月裡，王郁昭曾是萬里麾下的一員大將，後來出任過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可以說，他是經歷』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場中國農村改革的全過程的。而且直到今天，對中國「三農」問題的關注，依然是他樂此不疲的一件事情。
打從一九九五年四月開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中的幾位曾長期在國家領導機關從事過經濟工作的老部長們，就組成了一個專題組，圍繞著當前農民「減負」的熱點問題，在王郁昭的帶領下，不辭辛勞地深入到安徽、河北等地進行認真調查研究；回京後，又與農業部、財政部、國家統計局等有關部門的同志進行了座談。為在更大範圍，瞭解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盛夏七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還在四川省樂山市召開了有安徽、河北、河南、湖南、四川、貴州、吉林、廣西八個省區相關部門參加的「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研討會」。著重研究了近年來一些地方進行的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改革試點情況，探索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出路和辦法。
專題組的一行八人，一路之上的心情都是十分沉重的。調查中發現，近年來由於各地不切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過多過濫，基層黨政機構的幹部編製嚴重失控，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少數幹部橫徵暴斂，魚肉鄉里，農民苦不堪言，引發出一批惡性案件。特別是發現農民承受負擔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而作為國家主要糧源的中國中部農業大省，由於糧棉定購任務較重，農民獲得的實際收入被大大打了折扣；而國家原本是想減輕農民負擔的「三提五統費」控制在上年以鄉為單位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百分之五以內的規定，不但掩蓋了農村中的貧富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劫貧濟富」的負面效應，反而加重了低收入農戶的負擔，成為雪上加霜!
每當接觸到這些沉重的話題，專題組的同志就感到分外壓抑。只是當親眼看到安徽省太和縣、河北省正定縣正在搞改革試點，親耳聽到這些改革深受農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歡迎，才由衷地感到一些欣慰。
後來，通過與國家有關部、局的座談交流，經過樂山會議的深入探究，王郁昭親自主持寫出了《關於切實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建議》。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還為此在京專門召開了一次主任擴大會議，對《建議》進行了一次認真審議。
王郁昭在這份《建議》中認為：解決農民負擔最根本的出路，是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富裕程度。而要真正把農民負擔控制在合理範圍內，就必須從根本上改革並完善農業稅賦的征管制度，堅決堵住增加農民負擔的源頭。各種調查表明，農民負擔過重，往往與政府制定發展目標時的要求過高過急有直接關係，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上面。
《建議》幾乎是在大聲疾呼：要堅決清理那些不切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凡是加重農民負擔的都要堅決取締。
《建議》有著十分具體的建言：如提出要加快制定《農村稅費征管法》，加強農村稅費征管隊伍的建設，絕不允許運用公安警力或民兵小分隊徵繳稅費；如提出要堅決精簡機構，改革幹部的考核制度；如提出要在現有各種經濟技術協會的基礎上考慮建立農民自己的群眾組織，溝通政府與農民的關係，以便於貫徹執行國家的各項政策的法令，又有利於真正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對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一直很關心，看了由經濟委員會主任擴大會議審議通過的報告，十分高興。這一天，他約來王郁昭，明確表態：「你們提的建議我完全贊同。如果需要開協商會，請李鵬同志參加，會我主持。」
李瑞環還指示，將《建議》分別送往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
當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建議》按組織程序送出去之後，王郁昭的心情還是難以平靜。他考慮到在中央領導中，溫家寶是各地農村跑得最多，因而也是最熟悉中國的農村工作的，就又以個人名義，直接給溫家寶呈送了一份。
當然，王郁昭並不知道，他的這份報告，早在十天以前，李嵐清副總理就已經把它直接送給了李鵬總理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參閱，李鵬、朱鎔基也都批轉給了財政部；更不知道，姜春雲副總理在讀到李嵐清送來的報告後也已經轉給了溫家寶，並表明了他的意見：「請家寶同志閱批起草小組認真研究。」這時溫家寶領導的一個起草小組，正在為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一個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文件。
兩份《建議》溫家寶都收到了，他和姜春雲的看法是一致的，認為它對正在起草中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即將頒布的一個決定極有參考價值。按說，這事溫家寶已經批辦了，對王郁昭個人呈送上來的《建議》，就無須再作處置了，不過，他是個做事認真得一絲不苟之人，雖已有過交待，卻仍然又一次拿起毛筆，將《建議》批轉給國務院副秘書長劉濟民和農業部副部長萬寶瑞，並且多寫了幾句話。他的批示，每一個字，都寫得端端正正，甚至連標點符號也絕不馬虎，像他以往處理任何一件工作一樣的嚴謹和認真：
「濟民、寶瑞同志：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的這份建議，對研究和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其中許多好的意見，在中央起草的關於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的文件中已經吸收；一些帶方向性的改革措施，也在積極進行試點。請將這些情況告政協並郎昭同志。」
這份由王郁昭執筆的《建議》被送達中辦國辦後刁；久，一個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牽頭，有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國家財政部、國家農業部、國家糧食儲備局、中央紀委以及中央電視台參加的聯合調查組，很快奔赴離京最近的河北省進行農業稅制改革的專題調研。從中央黨校學習歸來的省委副書記李炳良，接待了調查組的全體同志，並匯報了河北省三年多來公糧制改革的情況，同時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採訪。
這期間，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也悄悄在安徽廣大農村流傳：江澤民總書記派出秘書，一竿子插到最早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安徽省太和縣。這位秘書在太和縣的各處進村入戶，所到之處，一概是認認真真地聽，仔仔細細地看，邊聽，邊看，邊認真地往本子上做記錄。臨了，太和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希望他能夠談一談調研後的看法和意見，這位秘書卻只是謙和地笑笑，說：「我的任務就是看，就是聽，然後回去，如實匯報。」
公元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了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最著名的「十三號文件」：《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具體地提出了「三減」：減免貧困戶的稅費負擔，減輕鄉鎮企業負擔，減少鄉鎮機構和人員的開支；明確提出了「五個嚴禁」：嚴禁一切要農民出錢出物的達標升級活動，嚴禁在農村搞法律規定之外的集資活動，嚴禁對農民的一切亂收費、亂漲價、亂罰款，嚴禁各種攤派行為，嚴禁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向農民收取錢物；而且提出「兩個加強」：加強領導，實行減輕農民負擔黨政一把手負責制；加強監督檢查，嚴肅查處加重農民負擔的違法違紀行為。
《決定》特別指出：「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必須堅持深化改革，對有些地方進行的負擔分流和一些糧食主產區進行的稅費改革探索，可以繼續試驗。」
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第一次在「紅頭文件」中，對各地正在進行著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驗，公開表明了肯定的意見!
「十三號文件」下達的第十四天，即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三日，溫家寶便代表中央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就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發表了重要講話。
他說：「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中央認為，這項改革可以繼續試驗，但目前還不宜在面上普遍推廣。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這項改革觸及到了一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一些重大改革方向，繼續改革必須與現行的糧食購銷體制和以農業稅為主的財稅體制的改革統籌考慮，這件事涉及面廣，而且較為複雜，需要全面設計方案。試行工作要有領導地進行，已經批准開展試點的地方，要認真試好，並注意總結經驗。」
溫家寶不但肯定了各地稅費改革試點積累了有益的經驗，而且精闢地指出這項改革觸及到了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了重大的改革方向，因而需要全面設計方案。
溫家寶的這個講話，高屋建瓴，振奮人心；他對農村稅費改革的詮釋，更是高瞻遠矚，人木三分!
是非功過憑青史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經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提名和與會代表的選舉，朱鎔基出任了國務院總理。
在擔任總理兩個月後的六月六日，朱鎔基簽發了一項國務院令，發佈實施《糧食收購條例》。
早在四年前的一九九三年，朱鎔基就過問過糧食的收購工作，不同的是，以前是通知，不遵照執行還只是工作態度或認識上的問題；這次卻是國務院令，這就把通知上的許多規定，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不執行就是違法。並且，這次的《條例》，還特別增添了一些硬性的規定，制訂這些新的規定，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確保國家每年一千億斤糧食的定購需要，並對國家糧食部門實行有效的保護。當然，它的意義，還遠不止這些，因為《條例》上明確規定：除農業稅外，糧食收購時「不得接受任何組織和個人的委託，代扣、代繳任何稅、費」。這裡指出的「組織」，顯然包括各級政府；這裡提到的「個人」，自然包括黨政領導幹部。新的《條例》無疑是想從「糧食收購現場」，對愈演愈烈的搭車收費現象予以堅決的狙擊，從而徹底減輕農民負擔。
可以說，制訂這部《條例》的良苦用心，是無可置疑的，卻又是一廂情願的。因為，當今農村基層稅費的徵收背景十分複雜，比如就像《條例》上提到的「統籌款、提留款」，這也正是國務院過去正式下文要求向農民徵收的，而其中的許多費用本來就應該是由國家財政支付的，國家財政該給不給，這才造成農民負擔，現在這許多十分具體的問題避而不談，不去從根本上予以解決，卻硬性規定鄉(鎮)村幹部不得在收購現場坐收除農業稅外的任何稅費，這其實就把農村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推向了極端——要麼就只有陽奉陰違，拒不執行你的《條例》上的規定；如果要執行，結果也只能是迫使下面更多地以「小分隊」、「工作隊」或是「突擊隊」的形式，甚或運用司法手段，挨家挨戶上門強收強要。
更為嚴重的是，這個《糧食收購條例》明確無誤地指出，糧食的收購只能通過國家的糧食系統，而且要求糧食的收購，必須「戶交戶結」，資金又只能「封閉運行」，這就與各地正在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做法有了無法調和的矛盾。
當時，河北省還正籌劃著要將公糧制改革的試點進一步擴大到全省去呢，作為這一課題組主持人的楊文良，正勁頭十足地張羅著「河北省公糧制改革方案研討會」。當他弄懂了《糧食收購條例》上的那些具體的規定後，等於挨了一記悶棍，他立刻意識到，這五六年來三任省委主要領導重視的，自己更是傾盡了大量心血的公糧制改革，即將中輟；全國所有的稅費改革的試點也都不得不面臨在一個早上完全停止的厄運。
楊文良心急火燎地坐下來，把《糧食收購條例》反覆地看了又看，試圖從中找到對稅費改革有利的字句。顯然，他無法找到，不過他依然樂觀地認為，從總體上和本質上看，公糧制的改革同《糧食收購條例》，都是為了規範農民的負擔，確保國家掌握必要的糧源，二者的關係並不是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
於是，他連夜向省委寫了一份專題報告：《公糧制改革試點應當繼續進行》。
但是，除了像他們這些對稅費改革情有獨鍾者，其他人並不如此認為。就在楊文良將專題報告送上去不久，河北省政府辦公廳金融貿易處也向省委書記程維高、省長葉連松和分管副書記趙金鐸寫了一份相反的報告，指出：「『公糧制』和『費改稅』試點的做法，不符合《糧食收購條例》的具體規定，也影響到農業發展銀行收購資金的封閉運行。針對上述情況，建議我省應按照國務院頒發的《糧食收購條例》的有關規定執行。」
在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這種特殊的體制下，下級是必須服從上級，全黨必須服從中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政令還是暢通的。正因為如此，河北省的主要負責人就不可能也不敢不執行中央的《條例》，於是，就只有放棄才剛剛推行的公糧制改革。
省委副書記趙金鐸，因為同時也兼任河北省縣級綜合改革小組負責人，他對公糧制改革給農村帶來的新的氣象，是十分清楚的，接到金融貿易處送上來的報告，心情是極其複雜的。就在前幾天，他剛在楊文良起草的一個《河北省公糧制改革方案研討會議程表》上批出「同意」兩字，可是現在，他必須作出相反的決定。
趙金鐸在後來的一次會上曾這樣說道：「河北省公糧制的改革可以列上十條八條的好處，但除農業稅外任何稅費不准代扣代繳這一條，是剛性約束，《條例》就是法規呀，在執行上打折扣是不允許的，我們只能和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停了公糧制改革，並不等於是否定了這項改革，只是因為它與《條例》有了牴觸。」
楊文良參加了這個會，趙金鐸代表省委在會上的這番解釋，他聽清楚了，但似乎又變得更糊塗『了。既然公糧制改革有那麼多的好處，值得充分地肯定，為什麼就一定要中止它呢?
接下來，省長葉連松也批道：「全省都要統一按國務院《糧食收購條例》執行」，還特別指出：「即召集省綜改辦、地稅、糧食、農發行研究，並即聯合發出通知，依法執行。」
在葉連松作出指示的當天，綜改辦、財政廳：、糧食廳和農業發展銀行四家就迅捷發出聯合通知，要求各地必須堅決執行國務院發佈實施的《糧食收購條例》。
楊文良幾乎都要急瘋了，就在四單位聯合下發通知的同一天，他再次上書河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就繼續進行公糧制，改革試點的問題向中央緊急請示。
也巧，這期間，國家計委的一個調研小組到河北省瞭解夏糧收購情況，回去後給溫家寶寫了調查報告。溫家寶在調查報告上作出了這樣的批示：
「『公糧制』問題可納入稅費改革繼續研究，目前應統一執行《糧食收購條例》。」
溫家寶的指示其實是十分清楚的，他說了兩層意思。作為國務院副總理，他必須強調由朱鎔基總理簽發的國務院令的嚴肅性，要求堅決執行《條例》；但過去他曾就高度評價過安徽、河北等七省五十個縣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現在，他的態度依然沒有變，他對河北省搞的公糧制改革還是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果我們再仔細地加以領會，就會發現，他在兩者的提法上還是有區別的。他在「應該執行《糧食收購條例》」一句前面，加有「目前」二字，也就是說，作了時間上的界定，而提到稅費改革時，則要求「繼續研究」。因此，至少可以這樣認為，溫家寶主張在執行目前的《條例》時，不應該影響到對具有更深遠意義的稅費改革的試驗與探索。
遺憾的是，葉省長並沒有全面地去領會溫家寶指示的精神，便作出了措詞更加嚴厲的批示：「要認真貫徹落實家寶副總理批示。必須做到敞開收購、戶交戶結、不准鄉村幹部在糧站坐收統籌提留款，以往的『公糧制』試點縣統一執行《糧食收購條例》，這些問題都要很堅決。如我們的幹部不聽招呼，查出典型要嚴肅處理。」
於是一個早晨，一場轟轟烈烈歷時五年之久的，已擴大到了三十七個縣市的公糧制改革，就從河北省的地平線上消失得乾乾淨淨。
與此同時，全國七個省已經發展到了六十多個稅費改革的試點縣市，也都幾盡終止。
這消息，使得楊文良心急如焚。
然而，不管楊文良如何認為公糧制的改革是在探尋解決農民問題的治本之策，繼續進行試驗是十分必要的，但改革畢竟由於《糧食收購條例》的頒布而停了下來。
公糧制的改革被停了下來，問題也就跟著來了。在有些人看來，被宣佈停下來，等於被堅決否定，而作為這一研究課題的實際負責人楊文良，這五年多的忙活，就都是在瞎折騰了!
一些流言蜚語隨之而來，一些異樣的眼神也接踵而至。
楊文良頃刻陷入到四面楚歌之中。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裡，楊文良萬般無奈，一遍又一遍地重讀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他固執地想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找到答案。他堅信，農村的稅費改革，必將會繼續下去，因為它受到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他甚至認為，中國已經走上了市場經濟這條不歸之路，就不應該繼續推行糧食的統購統銷，逐步放開糧食市場才是良策。
他多麼想找一個志同道合可以傾訴苦悶的對象，可是，除了何開蔭，他又能找誰呢?一想到何開蔭，就料定老何的處境肯定也不會比自己好到哪裡去，他的心裡便充滿了牽掛。
何開蔭此時的處境確實已變得十分狼狽子。十年了，為了農村稅費的改革，他飽嘗了人生的艱辛與世態的炎涼，但他無怨無悔，一直信奉著鄧小平的一句教誨：「不爭論，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大膽地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改革已經受到七個省六十多個縣農民的普遍歡迎，現在卻突然都相繼夭折，他確實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最不能接受的，還是隨著稅費改革的被迫中止，他發現，原來的情況全變了：過去熱情支持、笑臉相迎的人，一下子換了面孔，好像不認識他了；而一向冷眼旁觀的，這時卻紛紛出來證明他們的先見之明；本來就持有反對意見，等著看笑話的，開始走出來「秋後算賬」了，將各種各樣的屎帽子扣在他的頭上。說他的那些改革設想，純粹就是異想天開；說他寫的那些文章，更是在胡說八道；說他把國家的糧食政策和財稅制度已經攪成了一鍋粥；說他做這一切都不過是為了自己出風頭，為了欺世盜名。隨之而來的是，他寫出的文稿，因為無人為他簽字，在省政府辦公廳已不能再打印；早在一九八七年，由於得到當時的省長王郁昭、常務副省長孟富林的特批，他就參加了當年的高級職稱評審，並於次年獲得「正高」職稱，現在碰到工資改革了，卻再沒人為他兌現，只能享受到科級待遇。更加令人想不通的是，省政府辦公廳在為幹部職工解決住房時，何開蔭在分房的打分申明明得分高居全廳第二，但是，如今辦公廳機關的每一位幹部，包括分來不久的小青年，都享受到了政府辦公廳的住房，惟獨他，依然住在原來行管局房管所十分尷尬的老房子裡。
夫人顧咸信，見老何成天心事重重，走在大街上也是勾著腦袋，怕他出事，更怕他會跑到什麼會上，或是去什麼場合，像過去一樣想到什麼說什麼，就動員老何去學學抽煙喝酒。因為，她聽人說，酒可以消愁，煙能助人深慮，她只希望老何平安地度過這段日子。
「這些年來，你身為高級農藝師，經常有人找上門來，請你去作這方面的技術指導，放著又省心又來錢的好事不幹，偏要光著腦袋朝刺棵裡鑽，圖啥呢?現如今，話已難說，就別說了，改革的事也不要瞎操心了。」顧咸信勸著何開蔭。
不過，在難耐與苦悶之時，他真的接受了夫人的建議：抽煙，喝酒。於是，平日從不沾酒也無煙癮的何開蔭，開始正兒八經地抽上了煙，每天晚上喝上兩盂酒。誰知，一抽一喝，竟然發現，煙酒這東西確實好使，他的心情真的平靜了下來。
可是，沒過多久，他的心潮又一次湧動起來。他發現，安徽省的稅費改革並非全軍覆沒，發現了這一點，他又變得激動不已了。
原來，安徽省省長回良玉，在《糧食收購條例》下來之後，就以安徽省人民政府的名義，向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強調安徽省阜陽地區是經國務院備案的全國第一個農村政策試驗區，為探索減輕農民負擔新途徑，要求繼續推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為解決稅費改革與國務院頒布的《條例》相銜接的問題，安徽的試點決定將按耕田征實調整為按人付款。
由於回良玉的據理力爭，當全國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都停下來的時候，安徽阜陽卻是一花獨放，稅改的試驗工作一天也沒有終止。
有了這種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何開蔭終於放下心來，更令他鼓舞的是，在他已年滿六十應該退休的時候，回良玉省長聘任他為省政府參事。這就是說，只要身體康健，他就可以干到七十歲；給了他深入研究農村改革十年的時間和更為廣闊的空間。他在感奮之餘，立即又開始醞釀一個新的計劃：那就是，把我們今天的糧食收購政策，作一次系統的研究!
儘管這種研究，在當時是件十分敏感的事，更是頗多風險的事，可他決心已下，就奮不顧身了。
他早就注意到，一九九三年夏收之前，還是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就下達了一個《關於進一步做好夏糧收購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糧食要按保護價敞開收購。但是，這項旨在保護農民利益、保證農民增產增收所採取的重要措施，卻隨著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分稅制的推行，各地就難以貫徹了。因為政策規定是中央定價，敞開收購，出現虧損，要由地方財政補貼，問題是，產糧大縣連工資都發不下去，哪有錢補貼?沒有補貼，文件對糧食系統提出的那些要求，就等於沒說；政策還規定，國有糧食企業只能順價銷售，但中國的糧食系統養了那麼多吃閒飯的人，又如何能做到順價銷售呢?政策規定的保護價，其「保護」的資金，並不是直接「保護」給賣糧的農民，而是有相當一部分被那些不法的投機倒把分子或壟斷尋租者漁獵而去。對廣大農民來說，這些政策不過是畫餅充飢，反而誤導農民多產糧食，而糧食又是糧食部門壟斷著市場，結果就把農民坑得更苦!這些年來，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的速度已是逐年下降，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已經低於人均負擔額的增幅。
「這些情況，從中央到地方都應該是清楚的，不清楚講不過去啊!」何開蔭感到難以理解。這種明顯不合理的糧食收購管制政策，過去下達的還只是《通知》，而這次頒布的卻是具有了法律效力的《條例》，這就使得它變得天經地義，不容置疑!
可是何開蔭依然對這一《條例》表示了懷疑。
他承認，《糧食收購條例》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國有糧食部門的利益。稅費，在這一點上，稅費改革與《條例》是有矛盾的。但他並不認為改革的試點在這方面就是錯的，相反，正是這種稅費改革，觸動了國有糧食部門的既得利益，才推進了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這些年，廣大農民對國家實行糧食低價定購制早就表現出強烈不滿，探索解決農民負擔治本之策的稅制改革，理所應當地要把取消這樣的定購製作為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毫無疑問，這樣的改革試驗，它在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長期所承擔的「隱性負擔」的同時，也截斷了糧食系統牟取部門利益的一條主要途徑。長期以來，我們一些國有糧食部門依靠著政企不分、官商一體的管理體制，左右逢源，下坑上騙：在收購環節上，通過壓級壓價、扣雜扣水的不良手段坑害農民；在銷售環節上，通過亂攤成本、漲級漲價坑害城鎮居民；在貸款的使用上，大量挪用擠占糧食收購資金，或利用少收定購糧、多收議價糧，虛報、冒領政策性貸款；在財務的結算上，又通過「平轉議、議轉平」等卑劣伎倆騙取國家財政補貼，層層截留儲糧補貼。總之，這次改革改的就是國有糧食部門官商一體、政企不分的管理體制，改革的規定之一便是「糧食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擔風險，不再承擔任何國家行政職能，國家也不干預其經營行為」，迫使糧食企業轉換職能，走向市場。
既然改革是利益的再調整，那就不可能會使所有部門的所有人都滿意。
他認為，中國的農村改革，是在理論準備和政策準備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啟動的。第一步改革，基本上是在農村內部進行的，有相當的獨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也只是破除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而我們又有著幾千年家庭經營的歷史，農民有著這種傳統意識，只要政策允許去搞就行，農民家家戶戶都會。可這一次的改革就不同了，它勢必深入到金融、財政、價格、計劃、物資、內外貿易等等諸多領域，觸及到城鄉之間，以及部門之間，大量的深層利益結構的調整，面臨著空前複雜的局面。第二步改革的重要內容，是要在經營主體變革的基礎上去建立現代市場主體和市場體系，如何去建立，我們的歷史沒有這種記憶，農民不曉得，我們的政府也不清楚。因此，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有許多是超經驗的，憑以往的經驗是無法把握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我們把以往的改革定義為破舊的話（他認為，中國的農村改革，是在理論準備和政策準備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啟動的。第一步改革，基本上是在農村內部進行的，有相當的獨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也只是破除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而我們又有著幾千年家庭經營的歷史，農民有著這種傳統意識，只要政策允許去搞就行，農民家家戶戶都會。可這一次的改革就不同了，它勢必深入到金融、財政、價格、計劃、物資、內外貿易等等諸多領域，觸及到城鄉之間，以及部門之間，大量的深層利益結構的調整，面臨著空前複雜的局面。第二步改革的重要內容，是要在經營主體變革的基礎上去建立現代市場主體和市場體系，如何去建立，我們的歷史沒有這種記憶，農民不曉得，我們的政府也不清楚。因此，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有許多是超經驗的，憑以往的經驗是無法把握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我們把以往的改革定義為破舊的話），那麼新一輪改革，就應該認定為創新，即組織的創新和制度的創新，是在為市場運作堅實基礎。
中國有十二億人口，人均不過一畝一分多地，永遠不可能存在糧食過剩問題，為什麼在發達國家人均擁有一千公斤糧食也沒有出現賣糧難的問題，而我國的人均只有四百公斤就會出現糧食過剩呢?這就要求我們不僅應該從糧食的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幾個方面去分析，更應該從我們的思想觀念和糧食的政策上尋找原因。
我們經常強調：「糧食是一種特殊商品，關係到國計民生。」從這個前提出發，就往往會得出應由「政府統管」的結論，把糧食視為一種統管產品，但同時應當看到，糧食有其特殊性，但它畢竟又是一種商品，仍應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只是如何調控市場的問題。再說，就全國而言，現在農民人均純收入有百分之六十八來自農業，農業收入中種糧的收入又佔到百分之五十二，種糧收入對今天的中國農民來說依然至關重要，而提高糧食生產的收入，所有的研究都在表明，只有走優質優價和結構調整產業化經營的兩條路，但現在的很多政策實際上已經把這兩條道不能說基本管死，也是大部分管死。可以說，不觸動現有糧食體制中的利益分配結構，提高農民收入就永遠只能是一句空話。
何開蔭經過幾天痛苦的思考，一鼓作氣，拿出了一篇《徹底解決糧食購銷體制問題，必須進行農、財、糧、價、稅、費聯動的綜合配套改革》的沉甸甸的文章，決定再次進諫中央。
直言無忌，自是坦蕩的君子所為!
通過這幾年稅費改革的風風雨雨，何開蔭確實領悟透了毛澤東說過的那句至理名言：「中國的事情別著急，慢慢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沒誰不知道它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我們確實也不應該忘記，正是在那樣一次偉大的會議上，「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還曾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而後來中國農村的偉大變革卻正是以「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為實質的「大包干」取得重大突破的，所以，當那次會議的精神一傳達，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傷心地說：「早也盼，晚也盼，盼來了兩個『不許干』!」
三中全會是「不許」，四中全會就改成了「不要」。「不要」無疑比「不許」寬容了許多，嚴禁變為勸告，變成「對已經搞包產到戶的不批評、不鬥爭、不強制糾正」。再後來，中央三十一號文件，對「不要」也有了鬆動：「深山區孤門獨戶可以搞」，網開一面了；到了中央七十五號文件，其範圍就被進一步擴大，又成了「三靠地區可以搞」。
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三年之後，經過許多次反覆，幾十遍修改，作為集體智慧結晶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被送到了中央最高決策層；先是中央書記處討論，繼而由中央政治局研究，最後政治局常委通過，於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將此《紀要》作為該年度的一號文件，印發全黨——明確提出：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而且，不論採取什麼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
這就是中國的特色!
何開蔭後來在給楊文良的一封覆信中，不僅回顧了中國農村改革走過的那段曲折的歷程，還試著步楊文良詩作的原韻，和詩一首，以此明志。
他很喜歡楊文良詩中透出的萬丈豪情，特別是「成敗得失靠實踐，利弊是非問群眾」兩句，他覺得是可以稱之為神來之筆的。
是啊，人民群眾喜歡不喜歡，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這永遠應該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最後的歸宿!
在農業和農村的問題上，農民擁護，政策就對頭；農民反對，政策便出了毛病。世界上的事情什麼叫好?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歡迎的，就叫好；否則，就不能叫好。
他告訴楊文良，他的最近一篇分析糧食購銷體制、希望綜合改革的文章，經新華社以最高內參形式，已經發給了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領導同志。
何開蔭對「大包干」歷史的回顧，以及捎來的安徽繼續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消息，都成了深陷苦悶中的楊文良的興奮劑。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楊文良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直接向黨中央、國務院寫出要求繼續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報告。
中國農民的福音
事情到了這一年的九月便有了轉機。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週年的日子裡，江澤民總書記在安徽省城合肥，就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
江澤民指出：尊重實踐，尊重群眾，這是過去二十年來我們在領導農村改革的立足點，獲得的根本經驗，也是我們今後推進農村改革，做好農村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要正確對待農村中出現的新事物，尊重農民的創造和選擇。
對於農村改革，他強調堅持兩條：第一，鼓勵試，不爭論；第二，堅持「三個有利」的判斷標準。在改革的實踐中，要不斷幫助群眾總結提高，加以引導，對的就堅持，不對的改正就是了。
江澤民還就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著重抓好的工作，提出了六大課題。其中特別指出：「改革和規範農村稅費制度，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
這是黨的總書記第一次堅定而明確地倡導和鼓勵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要求大家「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
他在講話中最後強調：「深化農村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這裡只是點一點題。希望各地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從當地實際出發，繼續大膽探索和實踐。」
總書記的講話像一股強勁的春風，從八皖大地迅速吹向了全國各地，驅散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疑團與迷霧。
於是，看似停滯已呈膠著狀態的農村稅費改革，頃刻間，獲得了巨大的動力，步伐驟然加，陝了。
一個月後的十月二十七日，財政部部長項懷誠、農業部部長陳耀邦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段應碧，三人就農村稅費改革問題專題致信朱鎔基總理。他們提出，中國的農村稅費改革大致可分「方案起草」、「論證修改」及「試點實踐」三個階段，並把每個階段的大體設想也作了匯報，還把實施的時間也作了確定。
既然江澤民總書記已經十分明確地把農村稅費改革作為「著重抓好」的工作提了出來，許多地方過去又早已進行過這方面的試點』，並取得許多寶貴一定的經驗，所以，朱鎔基對項懷誠、陳耀邦和段應碧提出的這種按部就班的做法，就感到了不滿意。他在他們的材料上作了明確的批示：
「三個階段可交叉進行，實行時間不必拖到二OOO年。先出個文件，各省市可根據具體情況自定改革時間，爭取有幾個省明年出台。」
那段時間，朱鎔基南下考察，考察期間仍念念不忘稅費改革的事。據《廣西日報》十月三十日報導，朱鎔基在北海和南寧的談話中就指出：「農村中的提留、統籌等費用是目前腐敗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以這些『三提五統』費用為借口，加收各種名目繁多的費。政府年年喊錢不夠用，農民天天怨負擔重。這個事不能拖了，你們要多做調查研究，及時解決。」
他還說，「幾年前我就已經有了個好的想法，思考了許多年，我的想法就是把所有合理的收費納入農業稅的範疇，讓村幹部吃『皇糧』，稍微提高一些稅就可以了，農民也負擔得起，除了農業稅，其他收費都屬於非法的；除了稅務部門外，其他任何單位、個人都不能向農民收費，誰收誰違法。這樣亂收費的人就找不到借口了，農民拒絕亂收費也就更加理直氣壯了。在這個問題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是完全可以做好的。這對農民有好處，對國家有好處，對有效制止亂收費、搞好干群關係、杜絕腐敗都大有好處的。河北省搞了幾年試點，實踐證明是不錯的。」
沒過多久，朱鎔基再次給項懷誠、陳耀邦和段應碧作出批示：
「根據我同許多省市領導交談，此項改革業已成熟，不必拖那麼長時間。當然工作要做細，也不必由中央規定一切細節，劃一實施時間。實際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區實行。領導小組和辦公室越多越辦不了事，需要哪個部門辦事和商量，國務院已授權你們可以召集。」
這一年十二月四日，新華社信息中心編印的《決策參考》第四十七期《權威論壇》，朱鎔基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又一次說到了稅費改革，他說：「河北省一個地方已經推行了好幾年了，採取公糧制，一律橋歸橋，路歸路，不向農民收鄉統籌、村提留，都在農業稅裡面收，非常有成效。」這年年底，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朱鎔基再次談到「鄉村費改稅」時，又十分明確地說道：「鄉村費改稅九九年要開始搞，安徽、河北的這項改革搞得還是好的，要繼續搞。」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在京召開，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莊嚴承諾：「抓緊制定農村費改稅方案，並付諸實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會後，國務院辦公廳本年度第六號《參閱文件》，就刊出了項懷誠、陳耀邦、段應碧三人合寫的《關於農村稅費改革有關重大政策問題的調研報告》。
到了這時候，河北省因《糧食收購條例》的頒布被推遲了九個多月的「公糧制改革方案研討會」，終於在石家莊隆重召開了。會上，省委副書記趙金鐸，對這麼多年鍥而不捨地從事公糧制改革研究的楊文良，給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和表揚。他充滿感情地說道：
「文良同志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非常執著。無論是這項改革順利的時候，還是遇到問題和困難的時候，他都是一往無前的，也確實費了很大的心血。特別是在《糧食收購條例》出台後，他寫了一系列的文章，這些文章的觀點是有份量的，我看許多觀點是很有說服力的，也有一定的現實性。這些文章分別寄給了朱總理辦公室、中財辦、國務院研究室等單位。」
安徽省政府參事何開蔭，作為這項改革最早的倡導者也應邀前往石家莊並作了專題發言，他發言的題目是：《中國農民的福音：農業稅費改革是農民減負增收、理順農村利益關係、發展農業生產的得力措施》。他的發言在研討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國務院辦公廳向全國轉發了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辦《關於一九九八年農民負擔執法檢查情況的報告》，要求各省市區「抓緊制定並實施農村『費改稅』方案，積極探索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的有效途徑」。
至此，農村稅費改革終於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門話題。各地都在積極的探索和抓緊實施減輕農民負擔的稅改方案，一個新的改革高潮，在中國各地的農村呼之欲出了!
這期間，新華社編印的《半月談》雜誌從全國各地眼花繚亂的農村稅費改革的探索中，排出了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模式」，這就是：安徽省太和縣的「農村稅費總額大包干」模式、河北省正定縣的「公糧制」模式和湖南省武崗市的將「三提五統」費改為「農村公益事業建設稅」模式。
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堅定地表示：「要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並公開了推進的時間表：「明年國家先在幾個省區進行試點，其他省區也可在個別縣(市)試點，爭取後年在全國推開。」
現在，朱鎔基把改革的步伐驟然加快了。
確實沒有理由不再加快這項改革試點的步伐了。儘管項懷誠、陳耀邦、段應碧擬就的改革試點方案，尚未正式出台，更不瞭解各省市自治區對這個試點方案持何種意見，而且眼看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便到了「明年」，朱鎔基還是把「幾個省區進行試點」的時間，定在「明年」，同時宣佈，幾個省區大約只要一年的試點，就可以「爭取後年在全國推開」。
朱鎔基的決心和信心都很大，改革起來，依然是他那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強力推進的施政特色。
然而，當國務院授權財政部長項懷誠等人組成的專門領導小組，拿出《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意見》，將他們擬就的試行方案發到全國各有關的省區以後，因為這個方案並沒有集中起各地試點工作中成功的經驗，有著明顯的政策缺陷，執行這個方案，農民的負擔可能會被減輕，但地方財政由此出現的巨大的財政缺口，卻無力填補。所以，除安徽省委書記回良玉因是這方面的專家；顯得胸有成竹，信心很足，其餘各省都先後打了退堂鼓。但就是這惟一堅持試點的回良玉還因為工作的需要，不久就又被調離安徽，出任江蘇省委書記，這就使得農村「費改稅」的試點工作，頓時變得撲朔迷離，陷人僵局。
但是，朱鎔基的決心沒有變。早在一年前，他在給財政部長項懷誠、農業部長陳耀邦、中央財經辦副主任段應碧的批示中，就指出過：「實行時間不必拖到二OOO年」，「實際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區實行」，「此項改革業已成熟，不必拖那麼長時間」。隨後又在全國經濟會議上明確提出：「鄉村費改稅九九年要開始搞。」顯然可以看出，他確定的時間表卻一再被耽擱，最後還是拖到了「不必拖到」的二OOO年!
此勢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二OOO年必須推行改革，這一點，不能再有絲毫的動搖了。
於是，二OOO年三月二日，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
我們注意到，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寫出的後來曾轟動全國，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一封信，正是二OOO年三月二日。
這既是一種巧合，卻更像一個寓示，它至少說明，黨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這個《通知》，不僅順應民意，還是十分及時的!
《通知》指出：「中央確立在安徽省以省為單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少數縣(市)試點，具體試點工作由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決定和負責，試點方案報中央備案。全國農村稅費改革在試點的基礎上摸清情況，積累經驗，逐步推開。」
《通知》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要帶頭貫徹落實中央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精神，積極支持和配合搞好試點工作。要適應改革要求，及時調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有關政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的方針，可辦可不辦的事情不辦，能緩辦的事情緩辦，決不能用犧牲農民利益的辦法求得事業發展。」
確立安徽作為稅費改革惟一的試點省，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對安徽最大的信任與鞭策，當然更是對安徽率先提出稅費改革並連續七年進行大膽探索的充分肯定。
這期間，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在京召開，當安徽省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朱鎔基總理來到了安徽代表們中間。
他坦誠直言道：「我一直關心農業的問題，考慮增加農民的收入，減輕農民的負擔，這已經是現在最大的政治，但能拿出的辦法卻又不多，只有『減負』。這是必須下決心的。『費改稅』，是一攬子工程，不合理的收費很多，什麼二百種、三百種，我看只有一種，就是農業稅，其他都是屬於非法的，不能再叫種田的吃虧了。這項工作，已經搞了一年的調研，也定了一些試點，可是到今天卻只有安徽不打退堂鼓，而現在良玉同志還到江蘇去了。」
朱鎔基望著新任省委書記王太華，問道：「你太華還搞不搞呢?」
王太華非常清楚這場改革意味著什麼。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遵循，什麼可能都會出現，什麼困難都會發生，但是，為了讓億萬農民過上幸福富足的日子，他還是願意承擔一切風險，迎難而上。也許此刻，他有許多話要說，卻只是莊嚴地一笑，說了一個字：「搞!」
朱鎔基高興地點了一下頭，說：「有這個勇氣，是要表揚的!」
接著，他指出：「這條路很艱難，也很光榮。萬里同志當年在安徽搞『大包干』，那是開創了一個歷史；今天農村稅費改革的意義，不亞於『大包干』，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件事的重大意義。」
說到這，他的感情變得複雜起來。他認真地環視一周，動情地說：「我是南陵人，南陵縣是我的祖籍，我有安徽的血統。安徽的歷史上，有浮誇的『美名』，當然，全國都有，安徽卻是比較嚴重的，我擔心這次稅費改革，下面還會搞浮誇。現在，大家都怕我，但安徽不怕，尤其南陵人不怕，九八年我去南陵糧站視察，他們就對我弄虛作假。今天只有搞『費改稅』這樣一條路了，我們必須紮實工作，一定要謹防虛報，農民的稅費不能再搞得太重了。假如這一次搞不好，我就只有撤職。」
他感慨道，「這麼多年，我們培養了一批會匯報的幹部，這些幹部不去訪貧問苦，不去做調查研究。今天我們搞稅改，就是要講實的，要講成績，也要講缺點，講問題。我希望安徽省的同志進一步改進領導作風，能聽得進不好聽的話，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
他最後說道：「太華同志比我年輕，風險我替你擔了，但我依然為你捏把汗啊，因為『費改稅』的工作是會非常艱巨的。我馬上要下了，(任內)看不到結果了，可我希望安徽全省上下團結起來，勇敢地挑起這個擔子!」
就在那次全國人大的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也來到了安徽省的代表團中間。
他認真聽取了大家對搞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意見和建議之後，親切地對來自家鄉的代表們說：「實行農村稅費改革，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措施。工作中，會有不少困難，安徽作為試點，我們就一定要精心組織，認真安排，有步驟地進行。」
歷史，又一次降大任於八皖大地。一場億萬農民期盼已久的，中國農村第二步偉大的改革，就在這世紀之交，在「大包干」的發源之地，終於拉開了序幕!
江淮兒女又一次勇立潮頭!
[ 第八章 破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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