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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影失焦—快照攝影與文化工業

伊蓮

http://web.cc.ncu.edu.tw/~s1272009/lomography.htm

這是一篇關於時髦人士中流行的攝影新風潮Lomography的調查報告，這股風潮是由一台叫Lomo的蘇聯相機所引發，它曾經是前蘇聯製造的普通相機，如今搖身一變成西方資本世界的時髦寵兒。本篇論文嘗試調查這股風潮在怎樣的基礎下竄起，又如何地暴露出人們對攝影的偏見。

這股流行風潮始於1992年，由兩個奧地利的學生所發起，進而發展為全球年輕人之間的熱門話題。Lomography簡單說來，是一種生活態度。對愛好者而言，Lomo相機拍出的作品是否符合一般攝影的賞析標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Lomo相機能夠讓他們忘卻俗世煩憂。我認為，Lomography風潮是根基於快照攝影文化，並加以重新包裝為新世代揭露自身的工具。Lomography強調攝影不須背負器材和技巧上的投資，只要抱持著隨興自由的態度，便可抓住充滿活力的一刻，甚至，可以將煩亂的日常生活，轉化為圖像般簡單易懂和容易掌握。

本文希望藉由從攝影史的角度，為Lomography未來與其他研究面向的結合打下基礎。藉由回顧Lomography的原型，即快照攝影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發覺Lomography沿用了快照攝影的基礎，很快便能吸引眾多使用者，並突破快照攝影實踐和格局上的限制。但Lomography同時也陷入了快照攝影的困境，即僵化的表現方式。我們從中可發現Lomography無法真正突破人們加諸於快照攝影上的期待，反而更加確認了攝影不需要思考的偏見。Lomography在另外一方面也陷入快照攝影的商業化模式，以致於演變為「文化工業」，無法真正揭露新時代的感知方式，而僅成為新世代必備的流行商品之一。最後，藉由分析台灣的Lomography風潮，並以此推論全球的Lomography風潮，了解到新世代試圖以模糊失焦來對抗現實生活乃是造成這股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關於Lomography的形成，首先要提到Lomo LC-A，這是Lomography的起源。Lomo相機在台灣翻譯成「樂摸」相機，取其Lomography的精神，想拍就拍，不用在意角度和取景。Lomo相機原先是前蘇聯的產物，由列寧格勒光學與機械聯盟於1980年代初期製造出品，以日本相機Cosina CX-2為模型仿製，是一台為了大眾需求而製造的陽春傻瓜相機。1991年兩個維也納學藝術的學生，沃夫岡．史川辛格（Wolfgang Stranzinger）和馬它斯．非格（Matthias Fiegl）到捷克旅行時，偶然在相機店發現了這台相機。一路上兩人隨意拍下旅途種種，意外發現Lomo相機能拍出具有獨特氣氛的能力，回到維也納後舉辦了場攝影作品發表會和小酒會，這台相機於是一夕之間聲名大噪。1992年這群志同道合的愛好者成立了Lomographic Society樂摸會社，並開始密切的影像交流。但是隨著1991年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前蘇聯的工業面臨轉型，列寧格勒光學也為了繼續生存下去而進行企業改造，其中一項便是裁撤沒有利潤的部門，相機製造部門名列其中。一開始史川辛格和非格只是零星收集市面上的相機提供給愛好者，但隨著愛好者日增，加上他們得知相機部門即將在1996年被裁撤的消息，火速向列寧格勒光學提出合作的企劃，並得到當時的聖彼得堡副市長普丁（今日俄國總統）的擔保，於是Lomo LC-A的生產線再度啟動，也讓原先被裁員的150位員工回到工作崗位。接下來兩位學藝術的學生也搖身成為跨國企業的總裁，在世界各地成立Lomo推廣處，他們稱之為Lomo大使，推銷Lomo相機。許多名人如阿拉法特、達賴喇嘛、三宅一生、摩比、杜可風等號稱是Lomo相機愛好者的一員。

以上是關於Lomo相機如何從停產命運起死回生的小歷史，充滿著王子復仇記和民主必勝的勵志精神。Lomography一開始以歌頌和平的草根運動開始，立志以千萬張普通民眾的快拍照來研究以及記錄這世界。Lomo相機能夠回春的原因和1990年代初期冷戰消解的氣氛有著極大的關連。1992年樂摸會社成立後，積極從事影像交流，1994年更舉辦了第一次樂摸國際展「莫斯科與紐約」，超過一萬張以Lomo拍攝的兩個城市的照片，在莫斯科展出紐約的照片，在紐約展出莫斯科的照片，意圖藉由輕鬆快樂的快拍照拉近兩地人民的情感。Lomography初期的發展是浸淫在冷戰消解的狂喜中。

冷戰結束後，以往神祕的前蘇聯國家如今降下她的鐵幕，彷彿是凍結了數十年的歷史，西方世界的年輕人在此找到他們誤以為的歷史遺跡。Lomo相機苦拙方正的外表，沈甸的重量，手動的操作方式，「百分百純正俄國風味」「手工打造」，跟資本主義社會流行的流線型、輕巧的全自動相機完全不同。湊近一聞還有地下室發霉的味道，讓一開始認識相機就是輕巧全自動的年輕人誤以為這是他們爺爺奶奶用的相機。甚至還有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傳聞，說這台相機是蘇聯間諜用的相機，雖然這項消息已經經過樂摸會社的發言人證實絕對是誤傳，但卻是Lomo相機給人聽聞的第一印象，也是台灣方面宣傳相機的利器。

Lomo相機拍出來的相片，或是這群Lomo愛好者，Lomographers，意圖要拍出來以及讚賞的效果是，顏色對比強烈，有著速度感的光束，模糊不清和他們所稱的「隧道效果」，即因鏡片本身製造時的缺陷而有四周較中間為暗的效果。當時Lomo相機並不受到前蘇聯人民的肯定，因為拿來拍難得的黑海假期效果似乎並不理想，顏色有點奇怪，也不夠清楚。但相機本身的缺點在另一個時空卻變成它的魅力點，帶有迷幻色彩的相片受到資本主義社會年輕人的讚賞，在亞洲甚至被比擬為能拍出像香港電影導演王家衛的電影般的相片。於是Lomography的另一宣傳重點即是，任何人可以輕易地利用Lomo相機拍出有藝術味的arty照片。以往要耗費時日與金錢的藝術照片，用台小相機就可以達成。Lomography鎖定的使用者是一般的業餘拍攝者，平常利用全自動相機拍攝家庭快拍照的族群。這也是Lomography不斷強調，將藝術攝影下放給一般民眾，「這是藝術真正的民主化」。於是樂摸會社宣稱Lomography是一種新的攝影形式 （new way of photography），還擬定一套「十大金條Ten Golden Rules」的攝影守則以示與傳統快照攝影的不同（見附錄一）。

「十大金條」真的讓Lomography成為一種新的攝影形式嗎？「十大金條」包括了「別想」、「動作要快」、「你不用事先想好你要拍什麼」、「你也不用設想你事後到底拍出什麼」、「從屁股那邊拍」等有別於一般教導攝影新手的攝影規則，意圖要攝影者從所有攝影規則中解放，鼓吹攝影者不要使用觀景窗構圖，伸手就拍。最後一條「別管什麼規則」，則是完全推翻其他的攝影規則甚至「十大金條」本身，強調拍攝時完全的自由。所以就樂摸會社的說法是是拍照的過程變得好玩，拍出來的照片也會出乎意料之外。他們聲稱「Lomo相機是一項讓藝術真正民主化的工具，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為生活中的每一刻面創造非凡及令人驚嘆的描繪。但與其說Lomography創造了新的攝影形式，不如說他們回到了原點，而他們也不過只是家庭快拍照的另一面相。當我們回顧小相機和家庭快拍照的歷史時，就可以發現Lomography所做的即是將僵化的家庭快拍照賦予新的時代精神。

快拍照（snapshot）這個字是從獵人的辭彙中借來的。西元1860年約翰．賀斯契爾爵士（Sir John Herschel）在使用一連串快速曝光進行動作分析時用了snapshot這個字，但一直要到西元1880年代後，乾式底片的發展使得曝光時間變短後，這個字也才變成常用字彙。這個字得以普遍的原因跟業餘攝影者（amateur）使用簡單相機（simple camera）拍出來的相片有很大的關係（Steinorth 26-27）。西元1888年喬治．伊斯曼發表了第一台箱形、體積較小的“柯達”（Kodak）簡單相機。“柯達”跟以往的相機不同的地方是體積小操作方便，只要捧在手心裡按個鈕就可以拍照，機器本身並沒有觀景窗。當時的廣告標語就是「你只要按個鈕，其餘的交給我們」，拍完一百張後將整台相機交給伊斯曼的工廠進行沖印就可以了。雖然拍出來的品質普通，但還是相當受到大眾歡迎。伊斯曼在西元1889年將賽璐珞製成的可捲式乾式底片以工廠大量生產，業餘攝影的興盛於是從此開始。這種底片保證一定可以拍出成功的結果，並簡化了以往拍攝時必須攜帶大量溼版底片替換的步驟，也不需要馬上沖洗，使得攝影變得可親。西元1900年二月，“布朗尼”（Brownie）相機以美金一元的超低價進入大眾市場造成大轟動，“布朗尼”甚至是以兒童為促銷主力，包裝上印了卡通圖案，還在兒童雜誌上刊登廣告，可見其操作之簡單，就像件玩具。

以往若是要拍照，得到攝影工作室任由攝影師擺弄，也因為溼版底片長時間的曝光，表情和姿勢都很僵硬嚴肅。自從高感度底片的研發、快門速度加快以及相機體積變小後，一般家庭就可以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進行拍照，也改變了人們在相片中的表情。因為曝光時間縮短，以往難以捕捉的笑容和一瞬間的動作，變成大家競相攝取的內容，比如嬰兒的笑容，寵物表演才藝，家庭聚會時的歡樂場面等等。在柯達公司的廣告中，常見兒童和母親為家人拍照的情景，將大眾攝影導入家庭生活，變成生活必需品是柯達的商業策略，但也讓這類的家庭快拍照推向攝影史的邊緣地位。相對於以記錄歷史大事件或是尋求美學突破的其他攝影形式，身處在政治與經濟變化潮流之外的家庭快拍照，其形式在攝影史中是處在邊緣的地位（Holland “Introduction” 9）。不只如此，家庭相簿在家庭中也是處於邊緣的尷尬位置。班雅明就描述過家庭相簿是如何地被冷落在家裡最偏僻的一角，相簿內容有多愚蠢，而且頂多一年翻閱一兩次（Benjamin “Short History” 206）。當我們翻閱其他人或是比較每個時期的家庭相簿時，我們會發現內容都大同小異，在觀光名勝前的合影，畢業典禮時抱著花，或是過年圍爐的照片。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他編著的《攝影：一門中眉的藝術》中以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攝影如何形塑現代家庭，我們也可以從他的分析中了解家庭快拍照的形式是怎麼變得僵化。布迪厄認為攝影的傳統功能是家庭緊密團結的指標與工具，使家庭生活中的高潮更加隆重與不朽。拍攝家庭生活的高潮於是成為業餘快拍照攝影者最活躍的場合。家庭生活的高潮之一就是假期。日常家庭生活中，比如工作和家事，因為不夠特別，所以通常不會刻意拍下留念。另外一方面，擁有相機跟能享受假期一樣，象徵這個家庭的收入是否能夠負擔，是一種餘裕、可以控制經濟生活的象徵。慢慢地，外出旅遊的假期就約定俗地成為可以加強家庭感情的場合，社會認定拍照的好時機（Bourdieu 35-6）。蘇珊．宋妲就指出大多數人拍照並不是為了追求藝術，而像性和舞蹈一樣，是一種娛樂（Sontag 8）。尤其是彩色攝影，更是被當作“一種歡樂的科技，或，更甚至是一種可以讓派對重新不斷回味的科技”可以加強聚會的熱鬧氣氛和重要性，沒有拍照的聚會好像就氣氛凝重或不重要。有時候拍照本身甚至比聚會本身更來得有趣更令人陶醉，因為相機具有改變回憶的魔力，我們或許不知道相片裡的人為了什麼而笑，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笑得很開心（Bourdieu 26-7）。假期造就了攝影的普及，攝影則成就了一個快樂的假期。除了假期外，家庭生活的另一個高潮就是新生兒的到來。宋妲指出這個現象到最後演變成如果父母沒有為他們的孩子，尤其是幼兒時期，拍攝大量照片的話，好像父母不愛孩子一樣。有小孩的家庭擁有兩台以上的相機的比例也相當高（Sontag 8）。為孩童拍攝照片並分送給其他家族成員的責任則是分配給家庭主婦/母親，這也是為什麼簡單相機的消費族群鎖定在女性和孩童。女性沒有特別被鼓勵加入專業攝影師的行列，但是快拍照攝影卻不斷拉攏她們，拍攝快拍照成為一種家務，就像洗衣煮飯，“跟做派一樣簡單”（Holland, “Introduction” 7-9）。

類似像布朗尼相機這樣的簡單小相機，強調的就是“簡單”和“可靠”，讓一般人也能容易地拍出清楚的相片。社會學家Don Slater認為這是柯達公司所達成的行銷革命。“簡單”指的是將使用者可操作的減縮到瞄準與按快門（point and shoot），“可靠”則是保證拍出來的相片一定會成功。Lomography的行銷計策則是相當類似，也是簡單可靠地就可拍出有藝術味的相片。但他們讚美的卻不是柯達強調鮮明清晰的相片，而是模糊怪色的相片。

Lomography的美學來自於當代流行的科技電音、迷幻音樂文化以及藥物文化。模糊失焦，顏色偏離現實生活的照片是最能代表Lomography的照片。這個效果來自Lomo相機的自動快門裝置，Lomo相機並不是全部手動，其實還包含一個由電池控制的快門，它會延長光線不足時的曝光時間。比如拍攝光線較不足的時候，快門會持續開啟到底光充分曝光，這時就會聽到「第二響second click」，快門於是關上。這幾秒的時間內，有時甚至可以長達一分鐘，拍攝的物體若是移動，就會有速度感的光束，或是迷離的光暈。所以樂摸會社特別推薦使用者在室內以及夜晚拍攝，這都是地下音樂文化比較活躍的地方與時間，在他們官方網站的影像檔案庫中，就設有夜晚及酒吧文化的專題。2003年樂摸會社甚至推出新的商品，就是一個有附有紅綠黃等顏色的閃光燈來搭配Lomo相機，讓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就拍出有迷幻風味的照片。

Lomography的成功來自於它又再度加強了相機的魔力，一如產品盒上的標語「Lomo makes you happy」，Lomography把相機作為一種歡樂科技的商品作用再度回收使用。根據馬克斯對商品commodity的分析，一個商品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面向，使用價值指的是商品對我們的生活有不可或缺的必要性與實用性功能，交換價值則是以物品上施加的抽象勞力為基礎，被社會認定為有價值。相機的使用價值是跟紙筆一樣作為記錄的工具，如波特萊爾所說「作為科學與藝術的小女僕」（88）。相機的交換價值則是作為如布迪厄所說一種歡樂的科技，可以凝聚家庭感情，延長甚至賦予聚會歡樂的氣氛。樂摸會社宣稱「Lomo相機是你忠誠的朋友、幫手和可信賴的夥伴，幫助各行各業的人，在各種情況下，讓無聊的日常生活變得更刺激和多采多姿，讓世界變得讓人可忍受，更簡單」。Lomography一開始立志要用千萬張快拍照來記錄世界，但漸漸Lomo相機的交換價值凌駕了使用價值，迷幻色彩的相片組成的Lomo Wall，遠看是幅精心設計過的馬賽克鑲嵌畫，近看相片的內容不過是超級市場推車彩色的推把。

這個符合新世代的攝影新美學，或者應該說，將迷幻美學帶給一般大眾而不僅限地下文化，就是Lomography所稱的「創意許可Creative License」。樂摸會社總裁之一沃夫岡．史川辛格在一次訪問中表示「你不是買這項技術，而是買一個概念」記者延伸說到「這些概念給你更多發揮創意的空間，或更正確地說，挑戰你的創意，忘記一切的成規」。就為了忘記一切成規來發揮創意，俄國以外的消費者必須多付130美元來購買Lomo相機（多附上兩捲底片和小攝影集一本）。這當然是行銷上的一大成功，但是也引來許多非議。一台低科技的普通相機在沒有廣告和商店促銷下，靠著口碑居然在全球賣出數萬台，就連原產國俄國也驚訝不已。俄國LOMO主任兼發言人札曼諾夫聳聳肩微妙地表示這是年輕人的玩意兒。對俄國的LOMO來說，相機的成功只是幫忙將俄國LOMO的名聲帶到國際，希望大家也能參考他們其他的產品，例如顯微鏡和望遠鏡。設在聖彼得堡的Lomo旗艦店，除了顯微鏡、望遠鏡、夜視鏡等光學產品外，還賣蘇打水、礦泉水和零食，但就是沒有賣底片。這似乎說明了俄國人還是無法了解西方人的品味。對他們來說，會買Lomo相機的人並不會想買顯微鏡，而他們畢竟是製造主流實用商品的公司，賣相機頂多提高公司知名度罷了。美國LOMO的副總裁馬克．李維丁則表示「我很驚訝樂摸會社居然能搞得這麼成功。他們賣的不是相機，而是別的。他們賣的是一種概念。那種嬉皮、很酷的活動。他們賣的是文化，一種假文化，隨便你怎麼叫。」

更諷刺的是，Lomography雖然源自於俄國製相機，但俄國並沒有類似歐美的家庭快拍照文化。在Natalie Bookchin和Lev Manovich合作的攝影作品“Digital Snapshot”裡，他們得用電腦數位攝影“再發明”家庭快拍照，因為俄國並沒有這樣的傳統。「相較於美國人人都有台相機，個人歷史跟著柯達的歷史與演進並肩進行，在蘇聯並沒有這樣的大眾攝影文化。除非你有朋友是熱心的業餘攝影家，或是到專業攝影工作室，你才能拍到照。（138）」因為Lomography並不是源自俄國大眾文化，所以才會被批評是假文化，Lomography所形成的是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所稱的「文化工業」。根據兩人的分析，相較於源自民間的大眾文化，文化工業是以企業手法用「文化」包裝商品利益，回收重新包裝舊有和熟悉事物，為了促使大眾消費而使用討好的方式，進而影響消費者本質。換言之，文化工業企圖壓抑和規格化個人之間的差異性，並不能傳達出深層的意義。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家庭快拍照文化一開始就是被企業包裝的文化工業，雖然拍的是個人私密生活，但呈現在相紙上的卻是模擬廣告上的和樂家庭，攝影方式也被定型，好像非要模仿明信片上的風景，自己才真正算是拍了照。以家庭快拍照作為創作素材的法國藝術家玻東斯基在1971年的一項作品「D氏家族的相簿」中，照自己的意思組合朋友D的家庭照並用相片編排家族編年史，但他除了朋友D之外，相片上其他的人他都不認識，所以編出來的家庭史當然完全不正確。其中真實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家庭照是集體儀式的見證，照片並不能告訴我們關於這個家族的任何事，它們只會帶我們回到我們的過去，回想起過去相似的經驗。家庭快拍照在企業的推進下，人們的生活經驗變得類似，而在相片中失去了每個家庭的獨特性。

Lomography所提出的「十大金條」為的就是突破這些成規，不只在某些特殊時刻才拍照，不要模仿風景明信片拍照，不要管構圖，可是本身卻又變成另外一個限制。「十大金條」裡的「別想Don’t think」只是再度驗證人們認為攝影不需要思考的偏見。Lomography宣稱不會拍出跟別人大同小異的照片，但是看看使用者刊登在官方網站上的照片，每個人都拼命模仿「成功的」Lomography。樂摸會社還因應使用者的需要，推出有顏色的閃光燈，因為有許多使用者抱怨拍不出像網站上有奇特顏色的照片，似乎使用者比較熱衷實行第十條金條「別管什麼規定了」，而這不管什麼規定，只是給攝影者帶回到原來的拍照模式時一個好聽的藉口。

到底Lomography是不是假文化，而Lomo相機真的不是古董相機卻一直被宣傳成彷彿是見證歷史的重要相機，這些對Lomo愛好者並不重要，Lomo相機給了他們修復古蹟、接近歷史的機會。此時我要借用布希亞對古董antique的分析來補足文化工業和交換價值所沒有觸及到的使用者心理層面。布希亞在他的《物體系》分析一種他稱為「新-文化症候群：修復古蹟」的現代人追求古物的心理。他認為人們追求已經失去實用價值的古物，是為了見證、回憶、懷舊和逃避，古物擁有一種氣氛價值，代表了過去的時間，於是古物比起新製品更接近真實authenticity、神聖、自然和原始知識，給了現代人追求活在其他時空的可能性。布希亞舉了一個建築師如何利用一座農莊廢墟的可用物，「修復」了一座又今又古的農莊的例子。建築師在挑選可用的建材（數量很少，也不具有建築的實用性）後，將這些建材和現代建材一起搭建起來，成了一座具有「共時性、貫時性和時代錯亂」的農莊。如果建築師只是剷平老農莊，重新蓋新屋，那麼其中歷史的真實性就會消失，也就不能滿足建築師深刻的需要。這個需要就是追求起源origin的渴望，這些老建材給了建築師像是偶像和護身符般的效果，它們不是單純的配件，而是一種文化記號，更象徵一種內在的超越。以往只能用世襲繼承的高貴地位，比如血統和出身，現在已經被物質符號所取代，以往古老社會地位的象徵，如今可以用新獲得的財富購得，不管物品真偽，品質是否良好，只要能滿足對起源、真實的渴望。結果是古物供不應求，現在只有贗品才能滿足對真實的幻想（Baudrillard 73-84）。

失去歷史感的人們，面對不過十幾年前的物品竟有隔世之感，一台一九八○年代初期製造的普通相機，因為外型與功能竟意外變成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時代錯亂的古物。因為手動操作，Lomo使用者認為他們更接近了攝影的原點，可以將機械介入的部份減到最低，但其實如果沒有電力控制的快門，也無法造就Lomography迷幻的影像。Lomography給了消費者可以用低價買到古物的錯覺，當消費者發現有了相機並不一定能拍出想要的影像時，樂摸會社又不斷仲介各樣的、已經停產的蘇聯相機還有便宜但功能有趣的玩具塑膠相機來轉移注意力，Lomography最後只能不斷消耗相機，而無法達到樂摸會社所承諾的將藝術下放給一般人民，只是培養出一批忠誠的消費者，在新商品中彼此交流。與其說Lomograpy是新形式的攝影，不如說是一種人際關係，攝影者在使用共同的相機下交換影像心得，其實跟一般的攝影俱樂部也很類似，只是Lomo相機給了他們低價與不同世代的新選擇，得以自己組成同好圈，而不需要加入已經形成的攝影俱樂部。而且使用Lomo相機可以象徵自己品味不同，被放在Lomo名人錄的一長串人名正是這新品味的監護人。

本文最後的部份是關於Lomography在台灣的發展。Lomography在台灣一方面反應了台灣新世代的感知方式，另外一方面卻又暴露出人們認為攝影只是項興趣，只要用「玩」的就可以的偏見。

台灣的樂摸大使在2001年時於台北設立，之後2002年高雄也有樂摸大使設立。台灣的樂摸大使算是密度相當高，在推廣活動方面也相當積極，2001年4月在台北逸之森畫廊舉辦了「樂摸癖－好攝展」，當時是邀請了各行業的專業人士共七人，包括建築師、設計師、時尚雜誌攝影師等等，使用Lomo相機來拍攝，當時中國時報報導的標題是「十九世紀相機捕捉二十一世紀世界」，當然不是這麼一回事。總之，類似像這種邀集各行各業專業人士的攝影展在亞洲Lomography發展初期相當普遍。隨著在時尚雜誌與流行訊息電視節目中頻頻曝光，並在誠品書店還有一些風格咖啡店設櫃販售，吸引不少年輕人注意，從樂摸大使成立到去年八月已經有超過三千多名會員加入。隨著人數增加，原先邀請專業人士開展的形態慢慢被一般的Lomo愛好者的競賽所取代，Lomographer的結構也比較不會像一開始屬於某種時尚小圈圈，因此台灣各地的風情紛紛攝入，北部的樂摸愛好者多是拍攝城市的風貌，南部則有本土風情，廟會和小學運動會紛紛入鏡。雖然拍攝主題不盡相同，但他們大多遵照「別想太多」「別管規則」的指示，高雄方面甚至舉辦了名為【我不思故我在】的展覽。

這個看似有趣的標題其實暴露出台灣長久對快照攝影的忽視與偏見，我認為這正是Lomography能在台灣大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根據吳嘉寶分析台灣攝影的流變來看，我們可以看到Lomography在台灣被接受的脈絡。戒嚴時期攝影的主流是沙龍攝影，主題集中在風景花鳥，刻意避免觸及敏感的政治話題。1980年代則興起新聞報導攝影試圖改變台灣的政治環境，以攝影揭露人道關懷，主題則以原住民、勞工及本土風景為主。這兩類攝影也成為台灣攝影的主流，一般提到攝影，印象就是拍蓮花或是拍辛苦工作的人們。等到解嚴，台灣攝影又邁向第三階段，混合攝影和其他媒材的多媒體裝置藝術開始出現。第四階段，也是現在Lomography的主要族群，則是受到電視廣告、音樂錄影帶和電玩遊戲影響的年輕世代，他們以攝影為表現自身的方式之一，對於以往的攝影技巧和暗房技術並不是太在意。輕巧好操作的全自動相機更是大量女性投入攝影的領域。

然而受到台灣的政治經濟環境影響，業餘攝影一直被認為用「玩」的，是一種興趣和嗜好，或是有錢人的玩具等等。台灣樂摸的宣傳一開始也是走這個方向，比如強調這是間諜相機（新外國玩具），以及將自己定義為城市游擊隊或憤怒的年輕人，聲稱自己反政府反美學，但看來只是對既有的權威不滿而套用的花俏名詞，拍攝的主題其實是年輕人的生活，對攝影本身並沒有太多反思，只強調數位攝影是一種假象，但看起來比較像是為自身產品的辯護。

台灣較早對Lomography有所討論的破報記者丘德真則注意到東南亞地區發展的是一種「後殖民頹靡紀事」，因為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一直困擾這個地區的國族認同問題，使得年輕人選擇用模糊和失焦的方式來抗拒現實生活。在一場港台合辦的展覽【B-side】，強調的就是看看生活的另外一面，積極快樂的一面，為苦於經濟蕭條的人們提供短暫的團體精神治療。Lomography一開始以外來商品的姿態進駐，後來卻被當地的使用者賦予新的意義，也可算是一種對文化工業的反抗。

在數位相機以及精密相機盛行的現在，一台低科技相機居然也能受到歡迎，在了解到其背後的商業力量與意識形態後，我們可以了解到Lomo不過是相機市場的其中一台，比起相機本身，參與人員的付出更值得關注，未來這批人若能長久持續攝影活動，並不限制使用任何種類相機，或許會是一股新力量。200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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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筆者（陳采瑛）於國立中央大學英文所的碩士論文“The Lomo Way of Taking Pictures: Snapshot Photography and Culture Industry”所改寫。承蒙論文指導教授易鵬老師、口試委員許綺玲老師和林建國老師的提問與建議，在此致謝。當然，本文所有內容由筆者負責。